第一件事，他亲自到病房查房，每星期至少一到两次。
身为主任，查房原本不是他的职责，但他坚持要这么做，是为了消除一线医生的恐惧。
第二件事，他把从去年底开始就坚持在一线的医生全部换岗，换成科室里的党员顶上去。
他说，这些医生在对疫情的风险性、传播性和致病性都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把自己暴露在疾病的面前，非常了不起。
但是，“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所以要把他们换下来，让他们也休息一下。
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以身作则，第二件事是主持公道，说起来容易，但恐怕能真正做到的领导并不多。
尤其是在这样充满巨大风险的特殊时刻，既能以身作则、又能主持公道，真的让人佩服。
疫情的阴霾之中，这是让人感动的一束光。
除此之外，我对张文宏主任还有一点额外的好感，因为他说话完全没有官腔，不搭花架子。
听多了电视上那些不知所云的空话套话，乍一听到“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这样平实朴素的大白话，真是如沐春风，让人耳目一新。
我第一次看这个采访的时候，因为没有字幕，加上受“医院”几个繁体字的误导，还一度以为是台北的卫生官员，毕竟大陆的很多官员不是这样子说话的。
我们所使用的中文，在普通人的日常对话之外另有一套话语体系。
使用那样一套话语体系的人，似乎以为自己可以用那些程式化的空洞字眼，构筑出一个维护自己权威的堡垒。
再小的官，哪怕是乡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学生会主席，当他们面对镜头或者坐上主席台，他们就能自觉而熟练地切换到那一套话语。
其实又何止是官员，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不可避免地向那样一套话语体系靠拢。
比如在工作单位里写年度总结，我们都会自觉地套用那些程式化的模板，因为我们知道、或者至少我们在心里预计、那些个人化的表达是不被鼓励、不合时宜的。
但那些程式化的话语是没有温度的，它们能抵达耳朵，但永远无法抵达他人的内心，无法引起任何感动与共鸣。
而当我们习惯了那样一种表达方式之后，我们真正想说的话、真正想表达的感情就被埋在了心底。那些程式化的话语，变成了我们随时想戴就能戴上的一副面具。
在这个过程里，人，就有了一点点的异化。
与此同时，我们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用戏谑来对抗这种程式化的空洞话语，从而消解一切的意义，渐渐滑向虚无。
英文里这种现象就要少很多了。
我以前在ChinaDaily做记者，跑新闻发布会最头疼的是拿回来的新闻稿完全不能用，因为里面全是各种空话套话，几千个字里真正能放在报道里的干货信息寥寥无几。
中文媒体无所谓，把这些空话套话翻来覆去的话直接复制过来，照样能写成新闻上头版。
但是英文新闻不能这么写，我们接受的职业训练是，每一句话都要给读者提供他所需要的有效信息。
昨天中科院武汉分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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