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很胖，为了少走路，经常骑着儿童自行车在骡马市（西安市中心的商业街）周围转悠。那时候骡马市人还不多，我可以站起来快速蹬车，也不担心碰到人。小男孩对于速度有一种天生的渴望，每当蹬车听到链条剧烈摩擦出现“嚓嚓”的声音，脖子上挂着的大门钥匙飞到背后，我都感到无比快乐。

现在回想起来，单单骑车就那么快乐吗？不，我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买肉夹馍，具体说是秦豫肉夹馍。胖小孩嘴馋，喜欢吃，一般来说不会挑食，但我却十分挑剔，我对于肉夹馍的态度和很多“老西安”一样：不地道，绝不吃。

当年秦豫肉夹馍的店很小，在文昌门里的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上，想进店里，必须要爬上一大段陡峭的楼梯，在我印象里，这段楼梯跟华山的“千尺幢”坡度差不多，陌生人见到小店开在这样的“悬崖”之上，肯定扭头就走，但“恶劣”的就餐环境并没有影响“熟客”的热情。

虽然小店又高又窄，只能挤进去几个人，“老吃家”还是乐意来买，大部分人只能爬上台阶，交了钱拿了馍，再走下台阶，蹲在路边吃，等老板喊一声“谁的粉丝汤！”连忙回应“额滴！（我的）”再爬上楼梯，接过碗，继续蹲在路边完成吃饭仪式，运气好的话，或许能占住一个凳子，这个凳子不能坐，而是放碗的“桌子”。

每天饭点，都有很多人蹲在路边，或者趴在凳子上享受肉夹馍。我很不理解他们，因为我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委屈自己迁就环境，必须要在舒适宽松，能看电视——最好是动画片的地方开饭，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我家的客厅，所以我从不在店里吃，总是把肉夹馍买回来，慢慢细品。

通常情况下，我会在兜里装上5块钱，骑着儿童自行车从骡马市出发，一路上越过很多被我归类为“不好吃”的肉夹馍店，越过那些店时，心中会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哼，我才不吃你们家的肉夹馍呢！

在对速度的渴求以及腹中饥饿的双重动力催动下，我会把车速提升到慢悠悠的老年人自行车完全赶不上的程度，在东木头市3、4米宽的街道上，我总把自己幻想成自行车比赛冠军。

一想到腊汁肉浸入白吉馍，咬上去香气四溢的感觉，不自觉口中生津，我会再加快蹬车的速度。骑过不长的东木头市，向右拐上了柏树林街道，意味着马上就要到了，当看到两个红色略带灰尘的大字“秦豫”时，我跳下车，来不及上锁，就爬上楼梯，掏出5块钱给老板，急切地说：两个馍，瘦一点，带走！

我记得有一次店里人比较少，我说要两个馍带走，店主看我脸熟，笑着说：两个能吃完不？我憨厚地点点头，心想：两个而已，再来两个也能吃完。

后来柏树林街道改造，“秦豫”高于地面的店面不见了，他们搬去哪里不知道，我也没去寻找。因为我也离开了柏树林，搬去了城西，开始了中学生涯。

其后每次吃到肉夹馍，总会感觉不太地道，于是特别注意听老板的口音，只要听到不是西安口音，总会恍然大悟：怪不得不好吃呢，不是西安人，做不出西安味。然后把最后一块没有肉的白吉馍塞入嘴里后，不免寥落地暗叹一句：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最好！

大学毕业后，去外地读了研究生，我虽然心里不恋家，但肠胃却难离故土。读研期间，可能由于水土不服，常常拉肚子，再加上口味不同，总是感觉吃不饱。有一次放寒假回到西安，始终等不到平常坐的公交车，只能换了一条线路坐车到柏树林，拉着箱子回家，就是这一次，让我和“秦豫”重逢了。走到东木头市，也就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风驰电掣的地方，我看到了熟悉的“秦豫”二字，沉睡的味觉和记忆瞬间苏醒。

走进店里，看着墙上的价目表：普通8元；优质9元。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痕迹：肉夹馍从2块5涨到了9块，我也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大人。

我掏出10块钱，递给收银窗口的老妇，满怀期待地说：优质，瘦一点。

她抬起头，笑着说：优质就是纯瘦，末肥的（没有肥肉）。

我点点头，心里说：我知道。

接过还有点烫手的肉夹馍，我使劲咬了一口，希望味觉能穿越时空，连接上儿时的记忆。但很可惜，连接没有成功，直觉告诉我：味道不一样了。

到底是肉夹馍味道变了？还是吃肉夹馍的人变了？这个疑问在脑中回荡，我走在东木头市的街道上，目之所见，再不是当年慢慢悠悠的老年人自行车，而是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曾经的蝉鸣和人语，也变成了汽车喇叭和无处不在的宣传广告。

我最终意识到，肉夹馍的味道没有变，我感觉到的隔开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其实是我、肉夹馍和这座城市成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