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的回忆

廖似光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凯丰同志一起从香港到上海的。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按照上级交待的接头办法，我们搬到新亚大酒店去住。当天晚上，李富春同志来看我们，并帮助我们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我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组织上决定凯丰同志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同时要求我们在指定地区尽快找房子安顿下来。当时在上海，没有职业是很难找到房子的。幸好凯丰有个堂侄是裕华纱厂的职员，我们通过他的关系，搞到一个裕华纱厂的职员身份证，就在法租界内的一座小洋楼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买了一些旧家俱，就搬了进去安家落户。 　　初时，我没有分配工作，整天在家料理家务，心里感到苦闷，因而曾向组织提出让我到工厂去做工，但是组织上不同意，说女同志坐机关、搞掩护，就是革命工作。这样，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才决定我当团中央的交通员（内交）。我是广东人，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加上又不懂上海话，出门办事甚为不便。特别是担负交通员这项工作，整天东来西往，穿街走巷不熟悉当地情况，不会讲当地语言，就很容易出漏子。所以，我到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学讲上海话。平时我主动地接近左邻右舍，跟周围的家庭主妇们一起上街买菜、织毛线衣、拉家常等。由于接触多了，我不但与周围邻居关系融洽，而且在频繁的交往中也逐渐学会讲上海话，并对当地的习俗风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时候，上海的环境十分恶劣，交通员的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我们遵守党在白区工作的保密原则，并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因而在传递情报文件当中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的问题。我们送往上海市区内的文件情报，是先用蜡纸包好，然后夹在装陈皮梅的纸盒里送出去。如果是送往外地的，则采取密写的办法，用米汤写在白衬衣上，包好托人送去。而收到衣服的同志只需用碘酒往白衬衣上一抹，所写的字就很快显现出来，这办法既简单又安全，我当交通员的那段时间都是采用这种办法。 　　我刚抵上海时，团中央书记是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宣传部长凯丰，秘书长陈卓闻，陶承同志当时也带着孩子住在团中央秘书处机关，我经常到她那里传送情报，跟她们母子很熟。解放后，陶承同志写了《我的一家》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我们在上海相处时的这一段往事。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团中央遭受了一次大破坏。团中央书记胡鋆鹤、组织部长吴大海、秘书长陈卓闻等均被捕叛变。机关被破坏的那一天，刚好凯丰因有别的事不在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得悉机关遭敌破坏的消息后，匆匆赶回住处。一进门，就叫我赶快转移，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他说：“团中央机关已被敌人破坏，抓走了很多人。”我说：“饭已经做好了，吃完饭再走吧。”但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临走前，他叫我赶快去通知一位姓余的同志（该同志是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干部），然后再到新亚旅社去找他。凯丰走后，我匆忙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离开住家，按照他告诉的地址找到了老余，把机关被破坏的情况说了一遍，叫他赶快避一避。当时我身上还带有两块银洋，便拿出一块交给老余就急忙到新亚旅店去找凯丰。我们在新亚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凯丰又叫我到沪东四川北路一带去找房子，因为这一带是广东人聚居的地方，可以通过同乡关系请求帮忙。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四川北路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刚刚安顿下来，凯丰就忙于着手恢复团中央机构的工作了。这时，上级也闻悉上海团中央出了问题，就派许宝铎（又名骆驼）来上海，协助凯丰一起筹建新的团中央机关。许宝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肩宽膀粗，个子很高大。由于他是新调来的，叛徒们都不认识他，所以他经常出去活动，筹划恢复组织。不久，新的团中央成立，以许宝铎任书记，赵克昂（又名李一凡）负责组织，凯丰因叛徒们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上海，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往中央苏区，他原来的团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改由黄药眠同志担任。 　　凯丰离开上海时，我正怀孕在身，不能跟他一块走，只好留下来。分手时，凯丰交代我说，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住。凯丰走时很匆忙，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也不让我送他。他走后的第三天，团中央交通员小唐（唐益之）就来到我的住处，把我带到新的团中央秘书处机关，同一位叫九姑的女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九姑身边也带有一个小孩，她的爱人原是团中央的巡视员，不久前被派往福建，在福建不幸被捕，后来情况不明。我和九姑的主要工作是坐机关当主妇，搞一些机关中的内勤工作。那时同我们一起住机关的还有李华生（李是秘书长，来往文件及印刷的东西都经过他手才能发送）和刘耀先夫妇共五人。刘是四川人，是专刻蜡版的，现在还健在，在重庆出版社工作，其爱人当时是搞油印的。交通员唐益之经常送稿件来机关印刷，走时又将印好的材料拿出邮寄或散发。团中央书记许宝铎也经常来，有时还在机关吃了饭才走。 　　我自凯丰调走后，又在上海多住了几个月的机关。一九三三年夏，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而我担任交通员工作也已长达三年之久，如果继续干下去，不符合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原则，加上凯丰同志已调往苏区，因而党组织也决定把我调离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接到调动通知时，我刚分娩不久，而从上海到苏区，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带着婴儿容易暴露目标。为了避免拖累，方便上路，我只好忍痛把刚产下的婴儿交给交通员小唐医院（医院），留下待人收养，我就拖着虚弱的身体向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了。我们一起结伴同行的共有三个人，一位是潘汉年同志的爱人（名字记不得了），另一位是男同志，上海某兵器厂工人，当时苏区正需要这样有军械技术的工人。我们三人从上海启程南下，经过一个月的辗转奔波，最后终于到达了我仰幕已久的江西中央苏区。

来源/通化共青团

编辑/靖雪华

排版/王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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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段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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