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幵始商人已经出现，并且足迹己“从东北到激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秦统一之后，李斯上书秦始皇：“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主张“强本弱末”政策，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秦时商人出行虽有但是不盛行。因经商可获巨利，所以当时流行一种“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的思想。许多民众弃农从商。《后汉书王符传》记载：“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田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

丝網之路开通之后，往返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不断，东汉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商人为利也为生存，走南闯北，同时，商人往来各地经商，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和民俗风情，有利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交流。

文人为了求知、求学，丰富阅历而出行的行为，一般称为“游学”。秦汉时期，因游学而著名的莫过于司马迁。司马迁出生于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学识渊博，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岁随父亲来到京师长安，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今文大师董仲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司马迁岁幵始游历大江南北，遍访名山大川，考察历史传闻，搜集历史旧闻、体验民情风俗，洞察山川形势。从长安出发，南渡江淮，到达泊罗江畔，凭吊屈原，了解屈原事迹。随后“上会稽，探禹穴”了解禹的传说及事迹，之后从湘江乘船而上，到达九疑山，考察舜南巡及死后葬之处。游历江南之后北上到达淮阳，专访淮阴侯韩信的故乡，了解韩信胯下之辱等故事。再渡淮泗，到达孔孟之乡，详细了解孔子的事迹和遗风，还向当地儒者学习礼乐文化。之后，司马迁又到达齐国都城临溜，緬怀稷下学宫，游览齐国的名胜古迹。

游览完齐鲁之地，司马迁南返，经过部县，游历了秦始皇巡游时刻石颂德的部峄山，并学习了饮酒、射箭的礼节，目“乡射部、峄”。再到曾经孟尝君的封邑薛城，深感当地民风彪惶。为此，他特别请教当地父老，才知是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的结果。

从西南回来之后，其父司马谈病亡，料理完父亲后事之后，司马迁匆匆赶上汉武帝巡游封禅的车队，随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之后随武帝东行海上，北至碼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后由甘泉回到长安。这次北巡，司马迁对北方有了进一步了解。

至此，司马迁的足迹遍布西汉王朝整个版图，他遍览名山大川，考察历史遗迹，记录民间传说、逸闻铁事，了解各地交通、经济及物产、民俗风情，对各阶层社会生活亦做了调查，涉及各个领域，为以后创作《史记》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和素材。

元封三年（公元前年），司马迁正式为太史令。他利用宫廷丰富的藏书及自己多年游历的见闻，在父亲司马谈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包含了三千多年的历史。题材新颖，资料丰富。班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之理，凡百三十篇。

东汉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人讲学规模也很庞大，如姜胺“博通《五经》，兼明星讳，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郑玄游学故里，学徒相随数百人。张衡也曾游学三辅，游览了太华山、终南山，考察了关中历史、物产及民俗状况，为后写《二京赋》搜集了丰富的资料。

秦汉时期，一般民众多附着于土地，日常活动局限在以家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一些人甚至“白首不入市井”。晁错曾描述秦汉时期一般民众的生活，可见当时一般民众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大规模的出行活动。

秦汉时期有三月上已春游、九月初九重阳登高的出行风俗。不难发现，秦汉时期，从帝王将相到一般民众，基于某种目均有出行活动。而出行风俗也会根据情况而定。

临行风俗，即人们在出行前的一些行为和习惯。秦汉时期，人们认为出行有一定的宜忌，因此在出行前首先占卜，确定出行时日与方位的宜忌，然后择吉而行，并举行一定的送别仪式。

秦汉时期，人们认为出行有一定的宜忌，出行前先要确定时日和方位宜忌，以便择吉而行。应此需要，秦汉时期的一些方技术士，将民间禁忌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相结合，创造了一套复杂的时日和方位吉凶的选择法。每一时日和方位，都有可行之事和不可行之事，每一事项，也有吉日和凶日、吉向和凶向。

《日书》是“古代用以选择时日，卜断吉凶来达到趋吉避忌，它相当于一本占卜吉凶的工具书，不论什么时候，只需按历检索，就能知道出行的最合适的时日和方向，因此，秦简和汉简《书》也成为研究秦汉时期人们出行择吉的重要依据。

因此，凡出行必占卜吉凶，择吉日出行。建除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数术流派，建除十二法，实际上是根据北斗七星在天空的指向方位决定的。

”当斗柄指向“寅”时即为正月，故正月为寅日即为建日，卯日即为除日，建除十二直与十二地支相配而行。至下个节气即下个月需要重复前日的建除一次，由于建除和地支都以十二为周期，这种重复就导致各月建除和记日地支之间相差一日，而下月的建除提前一位，从而形成固定的搭配。

建除的主要功能是占卜时日吉凶，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以月份和代表具体的日子的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有吉凶含义的日名相配组合而成。建除十二直代表十二个神明，执掌着人间的吉凶，与地支相四配，用以指导每个月每一天的吉凶安排。人们利用这种简便实用的方式，推算时日吉凶，了解某日的宜忌，择吉日而行。用在行归上，就是利用建除术来选择最佳出行的时日。

因地域及风俗不同，建除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文献资料和简帛资料记载，秦之前建除有不同的流派，主流可分为楚除和秦除两大系统。凡达日、外阳日、交日都是利于出行的日子，而外害日、阴日则是不利于出行的凶日。建除是以地支和月份顺序搭配来卜测吉凶的方法，凡阳利阴凶，这与古代阴阳五行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建除自出现以来就在古代的择日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出土的简帛资料中可以看到，通过建除之法来卜测时日宜忌已经成为当时的基本方法。张铭洽认为它可能是当时民间应用最为广泛和普遍的一种占卜数术。”据秦汉及之后的文献及出土资料来看在秦统一之后，以其政治优势将自己的建除推行全国，其他建除被迫停止。汉承秦制，秦建除之法逐渐固定下来。

秦除系统中建除十二直的名字相同，其在一年中与地支的搭配时日在不同简帛资料中记载也是相同的。在秦除系统中，明确关于行归宜忌日子只有“执日”，而且是不利行的凶日。

古代虽然有复杂的阴阳五行，天文历法，但也非常忌讳一些直接的言辞，而“执日”之所以为凶日与其字面意思有很大关系。择吉之后当然也要避凶了。很多情况无法预料。当出行活动无法避免时，即使不能在建除法所推算出来的吉日里出行，至少也要避免凶日，以防出行遭到不幸。秦汉时期有不少不利行的凶日，人们尽量避免在这些凶曰出行。

秦汉时期，人们做事经常要避一些不详的神灵，以防遇到灾祸。赤帝是掌管天牢的刑罚之神，代表不详之意，在其“开临下民而降其映”的日子，被认为是应该回避的，因此在赤帝临日这天被认为是不可出行的。

如果要准备隆重的出行活动，出远门，或者聚会、聚集家畜，一定不要在正月上旬午、二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这些日子。因为这些日子是赤帝下凡降下灾秧的日子，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到半年，或大或小的灾殃一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做了事情又刚好碰到下雨，中‘灾殃早至”，一般不出三个月，肯定会出事儿。

凡是打算做事情的，一定要计算好月份的中间日子，以防撞上赤帝临日的日子，其他不利行的日子虽然也是不利的，但危害远小于赤帝临日。这也说明赤帝临日是每月中最凶之日，每个月所有有关出行的活动都不可以在赤帝临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