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中国美术报》发表了本人文章《多评“大师”才能消解评大师的负面影响》

由于报纸篇幅所限，只刊出字的缩略版。以下为多字的原稿（标题有改动）：

吴笠谷

按语：不吐不快

工艺美术界的“评大师”，近年来成了备受舆论质疑、批评的社会热点话题之一，尤其今年先后发生的几件事：首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评选过程中的一波三折，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被取消称号，上月中旬首届大国非遗工匠被叫停，更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正在进行中，不难预料，评选的结果也必将引起各种争议。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早就有不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看法。为了免人“酸葡萄心理”口实，原本准备第七届“国大师”评选之后再来写这个文章（笔者对参评此届有一定的信心），无奈新增参评条件出乎意料之外（省大师须满四年），无缘参评，于是干脆提前把这个问题敞开来谈一谈。

虽然正常情况下下一届“国大师”本人还会参评，这篇文字也很可能为下一届本人的参评带来一定的负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业界人士，对事不对人，有责任就“评大师”对当代工艺美术发展的利弊谈一些个人体会。

为何“评大师”会成为众矢之的？

个中曲折，牵扯面比较广，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很尖锐，以下不妨就几个相关方面作一个详细的剖析。

“评大师”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

民国以前的中国是不评大师的，国外从古至今也都没有评大师的历史（日本、韩国评“人间国宝”，类似我国评非遗传承人，与评大不尽相同），评大师的历史也不到区区40年。

年，轻工部开启了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截止到年共评了六届，总计位中国工美术大师。

据知情者说，评第一届“国大师”时，考虑的是表彰轻工系统内部工美行业的技术带头人，树立业内的技艺标杆，一个最高荣誉的奖励，类似于劳模。当时各行各业都在进行各种名目的评选，但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能够得以保留，是因为“国大师”头衔对市场产生了名牌效益。

可见“评大师”，是个从年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当时评“大师”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工美行业也需要一定的行业标杆人物作为表率，起到引领技艺风尚的带动作用，所以一至四届评出来的也相对是该行业的代表性人物。

除去行业发展需要竖立标杆的因素，评大师其实也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也是政府主导评选大师的出发点。

腐败增加了“大师”头衔的含金量

悖离初衷的“大师评审”

一至四届的“国大师”评审，不像现在评审程序这么复杂，是以单位、地区通过举荐的方式。由于“国大师”头衔并不能给个人的经济收入产生太多效应，只是个荣誉象征，所以业界以及社会上对“国大师”的头衔也并不太以为然，参评人员也以平常心来对待，掺杂的功利心比较少，因此“国大师”的评审也不像今天这样竞争激烈，据说甚至还出现过被推荐的手艺人主动推辞、相互谦让的美谈。

客观地说，“评大师”的公平、公正问题开始几届也一样存在，但更多的乱象始于第五届。

年之后，政府机构变更改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定工作被搁置了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年重新启动，主导评选第五届“国大师”的发改委除了担当政府领导角色外，还将原来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负责的具体执行工作也一并揽了过来。由于脱离了行业协会从地方到省市金字塔式系统的支持，使得初涉工艺美术领域的政府部门虽然有着专家团队的协助，但却导致其评选争议不断。

此届评选，除了院校教师涉足参评大师引起业内不满外，所评出的位“国大师”相对前四届的位，有一些显得名不副实，业界传言的“评委拉票”“领导关照”“老板大师”等等，使这届“国大师”整体的含金量受到业界的置疑。

此后（年）由工信部等8部委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联合开展的第六届“国大师”评选（共评出78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第五届出现的问题或多或少也依然存在，比如媒体就曝出某省在推荐名额问题上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甚至出现“一千万买大师”的社会传言。

按衔论价使“大师”头衔成了“金字招牌”

为什么近两届尤其第五届大师评选会出现这么多乱象？

原因在于“大师”的光环给大师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乃至政治资源，“大师”变成了金字招牌。

而且，社会各届的名人本来就是各级政府团结的力量，于是大师们进人大、进政协，参政议政，又多了政治资本，增加了政商人脉。又由于大师是工美行业各领域的官方参与认证的权威身份，大师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方、半官方各级、各种相关协会的领导层，由此掌握了本行业甚至跨行业的话语权。

最关健的还是“大师”头衔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艺术品市场、收藏品市场，还是看艺人的作品为主，并不太认“大师”这个招牌，风气相对比较健康。进入本世纪，腐败之风盛行，艺术品、工艺品市场逐渐变成为礼品市场，不仅公企、私企、个人送礼成风，公款送礼也愈演愈烈。买的、收受的都不一定懂得礼物的艺术价值，怎么办？看头衔，按衔论价！“大师”的身价自然比没有头衔的艺人占尽先机。而且由于“大师”尤其“国大师”本身都享有一些政治礼遇，拥有不少政界人脉，自然占有公款送礼的相当一部分份额，财源滚滚是必然的。

所以，前些年的腐败之风，尤其公款送礼，抬高了“大师”的身价是个不争的事实！

名利双收，加上政治待遇，“大师”这顶帽子自然使艺人们趋之若骛了。

“大师”浮夸风

由于“大师”头衔意味着可以在本行业甚至跨行业赢者通吃，而组织评选“大师”又能获得丰厚的权益、利益，于是大约从年开始，各种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在境外注册的，与工美行业有关的、无关的各种机构、社团，都纷纷推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大师”头衔，国字头的甚至冠以“国际”“世界”头衔也不鲜见。大略统计一下，竟有近三十种之多。有以“工艺”统称的“大师”，比如“某某传统工艺大师”；也有按工艺门类冠名的“大师”，比如“某某玉雕艺术大师”。有些“大师”的名称甚至非常不合逻辑，比如某省评的“首届农村手工艺大师”，这个“农村”的定位是指参评者只限于农村户籍？还是指参评者只限于在农村制作加工？

官方、半官方所评的各种“大师”，虽然存在权利寻租等各种弊端，但由于主评机构毕竟相应地要担当政府的一些职责，至少还是会按相对完整的评选程序来进行，而民间的、境外的则大多只是以牟利为目的，于是收钱发证就成了“评大师”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项。

各种性质的机构、社团所评出各类琳琅满目“大师”，令人眼花缭乱，雾里看花，难辨真伪。有人讽刺说，在景德镇不小心上个厕所都会遇见几位陶瓷“大师”。这也是“大师”像“专家”“小姐”一样被污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等行业协会参与评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目前最有官方色彩的国家级大师，所谓的“国大师”一般就是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冠以国字头的“国家级大师”还有由国资委下属相关行业协会所评的“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文房四宝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理论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上还有一个“亚太手工艺大师”，该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组织——世界手工艺理事会亚太地区分会主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承办。但“亚太大师”不是评选的，是由“国大师”按届所轮推，够届数、够60岁，人人有份。

由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权威性，评“大师”便成了各方利益的聚焦点。于是上行下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乃至地级市、自治州都开评政府主导的省级、市级“大师”，于是官方性质的各级“大师”也泛滥成灾。而且由于层层下延，也使这个带有官评色彩的“工艺美术大师”失去其严肃性，将来出现“县大师”也都毫不奇怪。这也有它的必然性－－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在“评大师”这个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大师”泛滥成灾受到社会的评击，更令业界人士侧目。前些年本人应邀参加某省一个活动，得山东砚雕名家姜书璞先生书赠打油诗一纸：

教授满街走——太多了；

大师多如狗――更多，并不乏江湖骗子；

旗舰天天挂――每个门面都是“旗舰店”；

领军家家有――都称自己是领军人物，个人领个人家。

姜书璞先生打油诗

“大师”光环有所消褪

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如前文所述，“评大师”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大师”因礼品市场的兴盛而获得名利双收。近几年来，随着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不断深入，礼品市场已不复往昔的繁荣。现今的趋势：公款送礼，看看“大师”头衔送礼的依然有，但很少了。工艺品、艺术品市场，真正的收藏家，和艺术品投资商比例日渐增多，这两类买家，前者大多是内行或者说会请内行把关，对工艺品、艺术品的艺术价值的注重会超过对“大师”头衔的追捧；后者也大多会从长线投资的角度，注重于对作品本身升值空间的考虑，这种从礼品向艺术品角色的转变，体现了艺术价值的回归，这也是对有真才实学而无“大师”头衔的艺术家、手艺人的应有馈报。此消彼长，这也使得光靠“大师”帽子吃饭的一部分“大师”，虽然还谈不上时过境迁，其境遇确然已大不如前。

不过，礼品市场尤其公款送礼这块蛋糕，基本已风光不再，但“大师”尤其“国大师”的金字招牌使大师们依然占有一些先机。这两年政府大力提倡“工匠精神”、“文化自信”，把“文化复兴”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来推进，相应地也在财政上、政策上向文化产业、非遗项目、工美行业进行投入，各种艺术基金也频频推出，这些都是各级“大师”尤其“国大师”们可以优先享受到的政策利好。

当然，现在这种政策性扶持大多是针对性的、短期效应，总体而言，主要靠“大师”头衔吃饭的大师们至少在经济收入方面与反腐风暴刮起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评大师”对工艺美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发展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评大师无疑是与此相悖的，这也是评大师倍受批评和质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无庸置疑，“大师”头衔在经济利益上的体现是非常明显的，比较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宜兴紫砂壶行业。例如紫砂艺人作品身价：如果说市大师5万，那么省大师就是10万，而国大师则是20万。价位只是打个比仿，未必是确数，名级别大师作品价位的差距也不并不具有绝对的参考价值，但大师级别的差距导致作品价格的落差是普遍存在的。

手艺人靠作品说话，作品作为商品，其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应是市场和消费者说了算，而由行政主导评“大师”进而越俎代庖间接“评定”其价值，干扰了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毕竟市场才是检验艺术家水平的试金石。

手艺人被“逼上梁山”

评上“国家级大师”尤其是“国大师”，固然如鲤鱼跳过龙门一样身价倍增，但毕竟幸运儿只是少数，可以说华山一条路，绝大数艺人在这条路上万夫争道，耗费心力，评“大师”成了参评艺人的沉重的负累。在这里不妨以本人的亲身体会现身说法，作一个直观的表述。

如前所述，本人对评“大师”一直很反感，甚至颇为不屑。但是现实教育我没有“大师”头衔会遇到很多尴尬。比如几年前受邀去一位砚友处品鉴古砚，我对其中一方清代名人砚的名款有异议，于是直说。砚友不以为然，我开玩笑地说：我也算个大师么，这个问题还是有点话语权的。没想到这话遭砚友当场反诘：你是什么大师，国家承认的吗？我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后来参加一些工美行业的相关话动，碰到一些比较外行的主办方，或者说主办方领导属于叶公好龙的情况，嘉宾排名大多按“大师”头衔级别来排位，像本人这种没有头衔的“砚界名人”，主办方为难，我自己也觉得难堪…

如里说以上事例只不过是自尊心或者说虚荣心在作祟，那么更关健的是，本人多年来除了在砚雕艺术上的求索外，还致力于砚学的研究和推广，鉴于近年来社会上唯“大师”头衔是从的风气，获得一个“大师”的身份，是更有利于传授砚艺、传播砚学的现实需要。于是，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加入参评者的行列中…

使参评者疲于奔命

我一开始不太了解评“国大师”的规则、程序，心气很高，于是年第六届“国大师”评选启动时，想直接破格参评，被否定。于是，从年开始，为评第七届“国大师”做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很烦琐，参评规则很教条僵化：评“国大师”需先评省大师，评省大师需先评市大师，评市、省大师的前提是相应地还要先评上各级别的工艺美术师职称，评各级别的工艺美术师又必须以各级别的奖项、论文为前提，而评奖又必需参加符合参评条件有发奖资质的部门、协会组织的展会…好在本人有多年积累的成绩为后盾，除了专著、论文不用准备外（已远远超过评“省大师”乃至“国大师”的标准），先从评奖开始（我此前作品从来都不去参展、参评的），获得多个省级奖、国家级奖，甚至还评上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然后破格评高级工艺美术师、破格评省大师，都水到渠成。

虽然本人为参评第七届“国大师”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谓一帆风顺，但是近5年来，为了评奖四处参展，回原籍安徽评高工、评省大师，个中辛劳，一言难尽，耽误了太多的砚艺创作、砚学研究时间。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这些时间足够我写出两三本砚学专著了。

本人算是砚界资深人士，在业界有一些浮名，也有一些话语权，为评“大师”还如此疲于奔命，许多影响力不够的工美界同行为评一顶“大师”帽子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艰辛就更可想而知了。

不利于行业的内部团结

省级大师尤其国家级大师，名额有限，僧多粥少，为了上位推荐名单、为了终评过关，参评者都会动员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力量，这就导致同行、同乡、同学、师兄弟乃至师徒之间恶性竞争，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甚至反目成仇的也不鲜见。争推荐名额、争终评过关，我上不去，也不让你不去，于是互相举报，这种情况最近这两届尤其严重。

所以说，“评大师”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工美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同行之间互相交流、共同促进的和谐氛围。

“伪劣大师”导致的逆淘汰

不管是显规则、潜规则，“大师”们尤其国字头“大师”都是各种评选活动中专业名额、本行业评委中的首选评委，掌握了本行业甚至跨行业的话语权，即便是德艺双馨的大师评委，人情票也常常在所难免。而少数本身水平低滥竽充数上位的、靠长袖善舞上位的“老板大师”之流，其职业操守不说，其专业水平也决定了其评出的奖项、评出的“大师”也难以服众。也有某些地区、某些偏门行业，被“大师”们垄断了该地区、该行业的话语权，顺昌逆亡。所以说，一部分“大师”成了阻碍工艺美术行业健康发展的阻力。

从某种角度而言：“评大师”是当代难出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师评委”的“挤车效应”

还有一个比较关健的问题：大师也是手艺人，蛋糕就那么大，客户就那么多，从某种程度来说市场份额是个零和游戏，评上大师的和参评大师的存在着同行相争的利益关系。评上大师的自然希望自已独占荣光，奇货可居，不愿意没评上的再来虎口夺食，分一杯羹，这就好比“挤车效应”：挤上车的人不希望车下的人再挤上来。于是，一些已经上位的“大师”们就会利用已经掌握的话语权资源，阻止新人加入“大师俱乐部”。

这种“大师评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当然也会大打折扣。

甘于寂寞潜心专业的艺人被边缘化

文学史、艺术史有一个规律：但凡天才人物，大多持才傲物，桀傲不驯，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这种独立特行，不从流俗的个性，使得这些文艺巨匠才能创作出个性独特的文学作品、艺术经典。

工艺界也一样，身怀绝技的大多眼高过顶，“以薄技傲王侯”。据说评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时，有相关人员向顾景舟先生索壶，顾先生愤而拒绝参选，于是无缘获得首届“国大师”头衔（鉴于顾先生在紫砂界泰斗地位，第二届“国大师”的桂冠还是戴在了顾先生头上）。顾先生艰守手艺人的底线，当然是佳话，但是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水平高，但个性强，不擅长或不屑于搞社会关系的手艺人，想获得“大师”这顶帽子就有相当难度，这就促使相当一部分的真正大师被边缘化，这也是许多技艺高超的艺人并不是“大师”的原因。

“大师”们“痛并快乐着”

没有评上“大师”的艺人，不同程度成了评“评大师”制度的受害者，但是评上“大师”的是不是就都全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呢？

也不尽然，至少从专业技艺这个角度来看，弊大于利。

成了“大师”，赢者通吃，专而后红，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社会名流，成了协会领导、展会评委，成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嘉宾、参加研讨会、评奖、参观、参政议政，大量的时间被社会活动所占用，许多时候都是与行业、专业无关的跑龙套。即便与自已专业有关的研讨会之类，由于手艺人群体文化素质的局限，理论水平高的并不多（许多人只好在不同的场合变换题目相同的内容），大多只是露露脸、拿拿纪念品、收收红包车马费走走过场，应景而已。

能经住镁光灯诱惑的“大师”有没有？有，但经不住镁光灯诱惑的“大师”也不在少数。

用于创作的时间少了，而且名利袭人，心也浮躁了，自然难以静下心来搞艺术创作，所以这也是许多艺人评上“大师”后，艺术水平不再进步甚至反而下降了。

水平下降或保持水平但时间不够，市场又认“大师”招牌，怎么办？代工——把别人的作品买来帖上自己的标签高价出售便成了一种简单实用的选择，这就是近年来困扰工艺品市场的“大师”作品“代工”问题。

“大师”代工作品（这个问题分比较复杂，这里只就纯粹他人作品而言），这种情况古代就有，但远没有今天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紫砂壶行业最为常见，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代工”问题对市场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损害了“大师作品”的公信力，也使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工艺品市场的公序良俗。

现行“国大师”评审规则的局限性

上文说的一些评大师的弊端，大多是潜规则，其实评大师的显规则，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不公平。本人总结了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名额分配的极端不合理

按照第七届“国大师”推荐名额分配的产生方法，主要是依据各地工艺美术行业发展水平，综合各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人数，省级大师人数，产业规模和从业人数，并兼顾地区差异等相关因素而定。笔者查了一下个名额中，10人以上的有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山东五省市，共占去64名，占总名额的31％点多。而其它27个省市自治区（含新彊建设兵团）只有不到69％。从这个数据看，似乎与“工艺美术行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广东等五省市本来就属经济发达地区。但是这么算也有很大的水分，因为广东尤其北京外来艺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贡献了很大的产值，但像本人这样客居北京的外地藉艺人评大师都必需回原籍报评。

第七届“国大师”推荐名额分配

而且如果按照“综合各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人数，省级大师人数”来衡量，一则各地评省大师开展的时间有早有迟，二则评审的标准有严有松（有些省为了争名额有意放宽条件），所以这条的参考价值也不太具备普遍意义。

又则，如果按“产业规模和从业人数”算，配给欠发达的一些人口中等以上省份的名额就非常不成比例，以我老家安徽为例，户籍人口超万人，名额4名。西藏自治区多万、宁夏回族自治区多万，同样也是各有4个名额；而新彊总人口共约万，新彊（维吾尔自治区）4个名额，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万人中又分出4个名额，这样总计新疆共有8个名额。

如果说西藏、新疆、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特殊，需要区别对待，但是广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壮族自治区），人口多达万，也是4个名额。

少数民族因素除外，青海多万，海南多万，人口只有安徽和湖北（约万）的十分之一，名额一样是4个。

据说分配名额的计算方法，以4名为下限，条件不够4名的以4名计，但这样显然有公允，因为各地工艺美术从业人员的比例相差不会太大。这就意味着按从业人口和各省分配名额来算，安徽籍、湖北籍艺人评上“大师”的机率是北京籍（年户籍人口万）艺人的五分之一，是青海籍、海南籍艺人的十分之一，是西藏籍、新彊建设兵团籍艺人的二十分之一以上。

和安徽、湖北情况类似，四川多万人口6个名额，云南多万人口4个名额，对这两个工艺大省、名省而言，实在是今人叹息。

就像高考录取率一样，北京作为首都占尽优势，这个不说也罢。老少边穷地区出于巩固边彊、民族团结、扶持贫困地区的角度得到一定的政策倾斜，也无可厚非，但高考录取率政策倾斜的幅度，似乎都没有评“大师”给各地区配额的差距这么大。这种严重失衡所导致出现的极端情况是：某地因为工艺门类少，而某类工艺又是某地主打名产之一，于是就导致了该行业本地户籍从业人员不过二三十人，居然拥有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据说第七届“国大师”的评选宗旨是保证每个省市自治区都不会“剃光头”，至少都会有一位通过终评（第六届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人上榜），这无疑将会更加拉大这个天平的失衡。

个人认为，这种名额分配过大的落差会给工艺美术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所谓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环境的局限，比内地省份在工艺美术方面大多欠发达一些，工艺美术从业人员相对的整体素质要逊于内地同行（特殊情况例外，比如西藏、青海的唐卡艺术，新彊的地毯艺术），因为政策倾斜而不是因为艺术水平上位的“国大师”，由于“国大师”光环的缘故，理所当然的成了行业的标杆人物，当评委，定标准，掌握了行业的话语权，这样，就其性质而言，是以次充好，以劣压优，水平低的评水平高的，以“外行”指导内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对工美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困扰。

对老少边穷地区艺人们的扶持，当地政府完全可以给与其它方面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倾斜，而不是给与专业上才位不配的话语权和学术地位。艺术是象牙塔，过于搞平均主义，甚至逆淘汰，只能拉低整个工美行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评“国大师”由于涉及面太广，渗杂政治、经济、民族因结各方面，纯以“专业论英雄”不现实，但完全可以做到相对公平。比如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口基数为主要参考指数，兼顾地区差异等相关因素分配名额会更科会也更符合公平原则。

行业间在名额分配上的弱肉强食

不仅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名额不够公平，各省市自治区分配给各地市的推荐名额，或者说分配给本地区不同工艺门类的名额也一样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这个问题在一些某类工艺行业一超独大的情况下尤其显得突出。

比如以本人从事的制砚行业而言，老家安徽歙县和江西婺源（唐至北宋属歙州辖县，歙石产地）都有众多的制砚艺人，迄今为止安徽省制砚艺人已有近30人评上“省大师”，而婺源迄今为止制砚艺人评“省大师”尚无一人上榜，原因就是因为“瓷都”景德镇制瓷业一家独大，前些年景德镇制瓷艺人市场好，财大气粗（出现了一千万买“国大师”的传言），人脉广，于是占去了江西省评“国大师”“省大师”的绝对份额，挤掉了同省其它一些弱势工艺门类原本该有的份内名额。

参评规则随意改变让参评者无所适从

《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管理办法》“申报条件和要求”中列出两条，是连续25年（含25年）以上专业从事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并制作、具有省级大师称号且满4年，比第六届参评者的不仅从业年限多了5年，而且增加了一条省大师必须满4年。这让评上“省大师”不满4年而想参评第七届“国大师”的艺人始料未及之事。

比如本人年评得“省大师”，为了参评第七届“国大师”，几年来的种种准备都是参照第六届“国大师”的有关要求而定，为此甚至放弃受邀今年赴日本个人“国际巡回展”的计划。如果第六届“国大师”参评条件有必须“省大师”满四年这条，多出四年时间，本人完全可以做到从容合理安排，不至于耽误其它工作。相信增改第七届“国大师”评选条件有主评方的考量，比如以此为杠杆，挡住一部分更年轻的“省大师”，给资历更深一点的“省大师”机会，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前所说，一则，各地评省大师开展的时间有早有迟；二则，评审的标准有严有松（有些省为了争名额有意放宽条件），先几年评上“省大师”的并不代表水平一定比后评上的高。

没规矩不能成方圆，规则应时而变也无不可，但一项制度、一个规则的连续性、有规可循是其稳定性的有力保障，“国大师”的主评机构变了，但“国大师”评选准入条件如果不关涉到原则性问题应该尽量少做变易，否则会使参评者无所适从，扰乱参评者更合理的工作安排。

破格条件混淆不清使推荐机构莫衷一是

对于不符合从业时间25年、“省大师”满四年的参评者，第七届“国大师”评选办法有一破格条件，是“掌握独特技艺或绝技，少数民族地区掌握濒临失传技艺的，允许破格申报，但应从严掌握。”

这个破格条件看似合理，实际上很不具备操作性，什么叫“独特技艺”？什么叫“绝技”？无法界定，难以量化。

所以对这个“破格”条件各省各行其是，有得很严，干脆取除“破格”这一条；有的相对宽松，比如河北省，规定：从业20年（含20）年，水平突出，成绩优秀，在品种、技艺方面有重大突破、重要创新或技艺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位居前列，在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允许破格申报，需两名以上专家、教授或国家级大师推荐。

河北这个破格条件比较人性化，也比较切合实际，因为如果确实达到这个条件的话，本身就是业界一流艺人，从业年份、“省大师”少几年完全不应该是准入障碍。但是问题又来了，终评在北京，终评时能认可河北这个破格条件吗？

第七届“国大师”评选破格条件中的另一条：“少数民族地区掌握濒临失传技艺的，允许破格申报。”也让人莫哀一是。

本人有一位学生，很优秀，是南方某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艺人。该地制砚艺人现在总共只有三四人，虽然他今年才评上“省大师”，但似乎符合“少数民族地区掌握濒临失传技艺的，允许破格申报”这个条件，于是他想“破格”申报。但该省推荐部门答复说：破格条件中的“少数民族地区”是特指西藏、新疆、广西、宁夏，内蒙五个自治区，并不包括该省在内的其它各个省、直辖市所属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

这条破格条件的概念混淆在于：没有说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专指省级自治区，还是包抱一切非省级自治区所属的自治州、自治县。而且也没有明确审报破格的艺人，是否必须是少数民族户籍。

对“大师评审”的几点思考

“大师”名称的虚妄

舆论界对评“大师”的质疑、非议，“大师”名称是主要焦点之一。

大师，这个词以前偶有对大学者的尊称，但一般而言都是对高僧大德的尊称，比如达摩大师、弘一大师。所代以来也有称书画大家为大师的，比如黄宾虹大师、齐白石大师。但前人从来没有把手工艺届能工巧匠称为大师的，即便是鲁班，也只是被木工行业称为祖师而已。这固然有传统儒家崇尚“重道轻术”，“雕虫小技”的手艺人地位不高有关，而且工艺美术，不如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士大夫主流书画等“纯艺术”受主流社会重视。比如同为宫廷的御用艺人，宫廷书画家的地位就比较高，作品可以署名并冠以“臣”字（明代的宫廷画家甚至有授为锦衣卫指挥使荣誉官衔的）；而宫廷工匠则卑微多了，作品甚至不许落款（明代玉雕一代巨匠陆子岗心有不甘，落暗款于隐秘处，被发现后以欺君之罪处死）。

所以，因为古代匠人地位不高，民间对木工、漆工等百工中的能工巧匠、名师，一般都只是尊称老师傅、大师傅，“大师傅”比“大师”只多一字，但其尊卑贵贱之分有云泥之别。

就当代工美行业整体水平而言，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许多优秀的传统技艺已中断，滥称、滥封“大师”确实有点虚枉、浮夸、名不符实（据说当初企划评“国大师”时，工艺美术届的元老级人物张仃先生就反对定名为“大师”），但今天工美行业的许多名家实际上比古代的名工，社会地位要高得多，称为“大师傅”也不恰当。

也许，参照中国文联系统下属的美术家、书法家之类协会会员的称号比较贴切，可以称为“工艺家”。又或者，完全可以按高校评教授的方式，以职称来分类。鉴于现行工美行业通行的最高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只是相当于副教授职别，为了充分体现工美艺人的艺术价值，也不妨参照江苏省的变通办法，在高级工艺美术师之上再没一个正高级的研究员级高级工艺师。

什么人称得上大师？

黄永玉先生对滥称“大师”非常反感，其观点：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干…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谈何容易？

工艺美术从实用美术发展而来，至今工艺美术仍以实用美术为主体，相对于书画等“纯美术”或者说“纯艺术”，在古代主流社会，从事工艺美术的工匠、艺人地位不高是个历史事实。但是，传统手工艺匠人的地位不高，是否表明能工巧匠就一定不能像书画名家那样被尊称为“大师”呢？也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职业高低之分；艺术造诣有高下，但职业没有贵贱，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可以称为“大师”。例如商周青铜器，秦汉古玉、唐金银器、宋元瓷器、辽金木雕，作者虽没留名，但无疑都是真正的大师。有名传世的，此如说明代琢玉高手陆子岗、凊代漆艺名匠卢葵生、当代紫砂名家顾景舟，都是名符其实的大师。

“国大师”是当代工美行业从业人员的最高荣誉，是种所谓的“国家名器”，不说按黄宾虹、齐白石等“书画大师”的高标准，如以行业顶级水平为要求，个人认为，“国大师”应该具备这三个条件：

一、具有以传统为基础的精湛技艺，

--、已经形成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

三、在本行业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如果按以上三条为标准对号入座，今天的“国大师”有多少称得上当之无愧？

大师不应该是评出来的

据说第五届“国大师”评审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找到歙砚雕刻大家方见尘，准备推荐他参评。方见尘拍案而起：谁有资格来评我？！

于是，方见尘和“国大师”失之交臂。

本人历来对“评大师”非常反感，觉得大师应是学术界、同行们推誉一个美术家、工艺家的口碑所致，甚至于应是后世之人的盖棺论定，是经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后的一种沉淀，而不应该是某些部门机构用某些条条框框为指数评出来的；因为工艺美术和文学艺术一样，是没有标准的。试问如果只有一个名额，李白和杜甫谁该被评为大师？如果只有两个名额，黄宾虹、齐白石、傳抱石、张大千该怎么分？这个问题，也是舆论对工美界“大师”和书画界“大师”的评价冰火两重天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书画界的大师是社会上、艺术评论界所获得的共识，而工艺美术界的各类大师是五花八门的机构评出来的。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这些已故的书画大家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大师，是名符其实的时代标杆人物。而今天评出来的工艺界大师，只是某些部门、某些机构，某几个人一时的评判，甚至只是某位领导的长官意志而已。

所以，当代评出来的工美类大师，和后人推誉出的书画大师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泥沙俱下的浑水，后者是大浪陶沙出来的真金。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已故国学名家张中行先生称我为“大师”，我觉得很引以为傲。

张中行先生所赠《阅微草堂砚谱》扉页题字

民国为什么出大师？

民国不评“大师”是个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的学者们不用殚精竭虑地去搞人际关系，一心一意地做学问，学问得学术界的承认，大师的荣誉自然水到渠成。

“国大师”的成色

舆论界对工美行业各类“大师”的喷击，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枪打“大师”中的出头鸟，即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不以为然，主要还是对部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真实水平产生怀疑。

众所周知，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的大师，比如“气功大师”“武术大师”“养生大师”“国学大师”等等，五花八门。但是这些大师并非政府部门所认证，属于“江湖大师”，相对于有相关政府部门加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人借用古玩界的“国宝帮”，蔑称“国大师”们为“大师帮”，这属过激之辞，因为“国宝帮”纯属藏赝制赝，“国大师”则有真有假，而且总体而言是真远多于假，只不过“真”中含有不同程度的水分而已…

那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色究竟如何呢？

客观而言，由于“文革”、“破四旧”等政治运动割断了文脉，也使得工艺美术行业的传统技艺形成断层，许多传统工艺中断了师承，只是在今人的探索下逐步恢复，有些门类甚至是其它相类似行业的艺人为了填补空白而改行（比如说一些地方的砚雕，就是由石雕、木雕艺人改行所恢复）所以，无论是从传统技艺的传承角度，还是从审美品味的高度来说，其整体水平都与古人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而言，虽然有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以及长袖善舞之人导致的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体现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个人认为，如果把前六届“国大师”分类，其中的三分之一代表了当代中国工艺的最高水平；另外三分之一也可以算是本行业的能工巧匠；其余三分之一只能算本行业中的中上游水平，其中个别人甚至可以归入庸手俗匠之列——就制砚行业“国大师”而言，个人认为，按平均水平算，保守点砚界艺人够格的至少人；若按“木桶理论”中的“短板”算，则够格的艺人会超过四位数。

所以说，对“大师”要辩证地看，盲目吹捧，属于识见不够；一棒子打死、妖魔化，也有失公允。

评“大师”已不合时宜

如果说当初评“大师”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现在的社会大环境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就导致了评“大师”的结果与当初的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开革开放的深入，当年轻工系统所属工美行业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或者因为改制成私企，或者干脆解体了，私企、个体遍地开花，成了工美行业的主体。而私企、个体都是自负盈亏，艺人的价值完全靠作品说话，市场又是艺人水平的最终裁判。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只是个旁观者的角色。

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完善当年政府用行政手段，用“大师”为依据给做出贡献的老艺人以相应的荣誉、待遇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应设“荣誉大师”

如前所述，“国大师”评审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一些技艺精湛、德高望重的老艺人的威望，陷这些老艺人于不尴不尬的境地。

由于开始几届“国大师”的光环并不太耀眼，一些工艺界的精英人物或者出于清高，或者由于没在意等一些主观上、客观上的原因，没有参与进来，等到认识到“国大师”头衔的重要性时，再想参评时，参评的条件已不像开始几届那么宽松。据说一二届评选，各省被推荐人只需填表、领证而已。甚至于四五届评选时，还存在有些地区、门类因为报的人少，而该地区、该门类又缺“国大师”人选，于是就发生谁报谁就通过的情况。

近两届以来，随着参评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评选条件也相应严格很多，比如要求有论文、专著。许多艺人，技艺水平很高，但文化素养欠缺，会做，难写。又比如要有奖项，许多以技艺名世的高手酒香不怕巷子深，并不需要或者说也不屑于在展会上去销售作品。但是获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参加展会（所以奖牌最多都是一些浮在水面的跑展专业户）。理论基础不够，缺论文、专著；不参展、参评，没奖牌，这两项参评“国大师”的重要指标就挡住了这些业界高手的准入资格。于是，就出现当年当过“国大师”评委，而至今自己却连“省大师”都还不是的怪事。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因后知后觉失去参评“国大师”资格，或因某种机缘与“国大师”失之交臂的资深业界精英，不仅其专业水平是各自行业的顶尖高手，有些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某一工艺门类的最高水平。这些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十几年前，是工艺美术行业的领军人物，为当代工美行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大多数人至今也依然授徒传艺，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口碑。就本人所从事的砚雕行业而言，歙砚的方见尘、胡中泰，端砚的刘演良，鲁砚的姜书璞等，都是对本地砚种的传播、对当代砚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前辈，虽都不是“国大师”，无论是其业界影响力，还是其专业水平，都是某些“国大师”所难以企及的。

近十年来，“国大师”受政府因素的加持占据了工美行业主流的舞台，相应得使这些昔日的业界精英被边缘化，甚至被矮化。在大多数政府主导的工美行业活动中，成了局外人、旁观者；而政府对工美行业一些扶持优惠政策的，也因为“资格”问题，无缘享受这些阳光雨露。这些因评“国大师”制度，客观上被边缘化，但为当代工艺美术的继承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资深艺人，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

补救办法也是有的，那就是可以授于“荣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清代康熙时，为了拢络明朝遗老人心，特开“博学鸿词”科，诏选民间名士硕儒。由于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很多名士才子有真才实学却不精通八股，所以针对这点，“博学鸿词”主要方式是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这一考试。这个考试确实发掘出了很多被埋没的饱学之士。

上述前人的办法很实用也比较好操作，“荣誉国大师”完全可以参考借鉴。至于“推举”方式会产生的一些弊端，也可以借助现代信息社会的优点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比如设有年龄必须60或65岁以上之类准入门槛。公道自在人心，政府主导给与这些杰出的资深老艺人应有荣誉，既是一种人文关怀，也可以增加“国大师”的含金量、权威性，更是对当代工艺美术发展，对历史的一种负责。如果真正具有“国大师”水平，却因为评选规则所局限而被关在“国大师”门外，是当代工艺美术史的耻辱。

消解“评大师”造成负面影响的方法——多评

如前所述，“大师评选”由于公权力的介入，越俎代庖，有悖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公平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工艺美术行业的公序良俗，对当代工艺美术健康有序的发展利大于弊。所以应该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工美艺人的水平高低，作品是最权威的代言人，收藏家、收藏品市场是检验艺人作品艺术价值的最终裁判。

但是，由于我国现在还只是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渡时期，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府对文化产业、工美行业一些相关政策的落实，需要诸如“大师”之类的准入身份作为量化参考。而且已经评上的“大师”也没办法取消，否则，如果不再评大师而又不废除已评上的大师，则已评上的大师就更加奇货可居。所以，彻底取消“大师”评选并不现实。虽然彻底取消不太现实，但应该逐渐消解“大师”头衔的官方色彩，使“大师”回归“大师傅”、“老艺人”、“能工巧匠”的本来面目。从第七届“国大师”开始，国务院把主评权下放给相关行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会会），这种改革就是个好的开端，因为行业协会少了一些行政色彩，而且会更专业一些。

个人意见，有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可以消解附着于“大师”头衔不该有的光环、减弱“评大师”带来的负作用，那就是——多评！

事物的规律，足物以稀为贵，“大师”尤其“国大师”之所以成了奇货可居的金字招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名额少。放宽条件，增加名额，“大师”越多，大师的光环就越淡，“大师”帽子的含金量被稀释了，最后变成像现在的省、市大师一样，其头衔对市场的影响力难起杠杆的作用，大家“大师”面前人人平等，只能靠自己的真实水平去取得市场的承认，取得学术界的承认。

唯其如此，艺人们才不会为了一顶“大师”帽子而勾心斗角，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跑展、跑奖、买版面发论文、拜“码头”勾兑关系上。这种相对单纯的从业环境、竞争氛围，有利于艺人们之间的互相团结，共同提高。

毕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靠手艺赢得市场，靠手艺赢得身前身后名才是正途。

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评大师”一说，国际上从古至今也没有评“大师”的惯例；评“大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今天所谓的“大师评审”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能得到历史老人所垂青的，决不会是所谓“大师”的头衔，而是足够大师级水平的作品！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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