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徐肇玥教授去世的消息，很是感慨。医院接受研究生训练的时候，她已经退休，所以无缘一面，可是大名久仰。医院感染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其领域引领国内学界。在医学信息还不发达的时代，国内最经典的医学参考书就是《实用内科学》，无医院医院几乎都配备了此书作为学习工具，历经几十年畅销不衰。医院的林兆耆教授，此后应该是医院的戴自英教授。两位教授都是英国留学归来，上海此后的医生培养体系模仿英国或许与此有关吧。戴教授师从于发明青霉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莱明爵士是一段医学佳话。此后徐肇玥教授、翁心华教授等等人才辈出，当然现在还涌现出国内妇孺皆知的网红医生。

我在传染科轮转的时候，翁教授每周会去查房。教授个头高高，大脑袋，宽宽的前额，总是笑眯眯的，可能是脑袋当中的知识太多太沉重以至于有点驼背。国内有众多院士，可是院士们见到翁教授都很恭敬。病房里收治了一例发热很久的浙江病人，抗生素换来换去不见好转。教授琢磨了一下热型，建议停止抗生素治疗，两三天后体温就好了。我工作之后也曾数度请教授到我这儿会诊，客气谦逊得令我们后生汗颜不已。教授当年曾指导了非典的防控工作。

研究生阶段有一门课程为临床抗生素，教材是传染科抗生素所编写的，简明扼要，通俗易记，表述严谨，毫无拖泥带水，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好的研究生教材。当时授课教授之一张永信，讲课很有激情。他的课程记住一句话一件轶事。一句话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医院会诊一位鼎鼎大名的梁性电影明星，建议用当时很罕见的亚胺培南，肝脓肿遂治愈，他提到亚胺培南的时候两眼放出光芒。

因为有良好的底蕴，学科的文化就容易得到传承和保留。尽医院因为医生收入不高，年轻人纷纷出国，都有青黄不接之势。但感染科的病史书写和查房的风格一直保留良好，他们的首次入院录需要四五张纸才能完成，尽管繁琐，重复多了也就成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时常会与张婴元教授见面。张教授话不多，发表意见时类似于电报式语言，没有废字。教授对人体每一个部位的定殖菌是什么，可能发生的感染菌是什么了如指掌。治疗方案会获得什么样的预期，假若出现偏差该如何补救，成竹在胸，不卑不亢，是那种大气的自信谦和，宛若稳坐中军帐的大军统帅。与张教授一起工作是一种愉快的职业享受。看了教授的简历，也是山东人，不过山东老乡之间的差距着实甚远。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医生着实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