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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梅：黄季刚先生文学创作特色考（上）
作者简介
张玉梅，女，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上海市闵行区政协委员。主讲古典诗词鉴赏与创作、古代汉语、训诂学等课程，出版《王筠汉字学思想述论》《南怀仁教要序论训诂学研究》《古典诗词鉴赏与写作十讲》《诗心雕虫》等著述、教材、原创诗文集。学术兼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修辞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理事。公益兼职：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致远文艺协会会长。张玉梅：黄季刚先生文学创作特色考
摘要
季刚先生文学创作既是其“治小学”的效用之一，也是其藉以“了解书籍”的重要途径。其文学创作与“章黄学术”同源同道，以小学之精审贯通日常写作，书辞严谨，无征不信。概其所循诗文之道，“本之性情”可解为崇尚道法自然；“协之声音”可指耳听与口诵谐适便利；“振之以文采”归于“雅辞”合格，既不流于侈艳，亦不限于朴陋；“齐之以法度”当为形神兼备之外，文思骏发，博学追新。
张玉梅：黄季刚先生文学创作特色考
关键词
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黄季刚诗文集》；本之性情；协之声音；振之以文采；齐之以法度。张玉梅：黄季刚先生文学创作特色考
正文（上）
一、本之性情：道法自然
何谓“本之性情”？概为道法自然。《札记原道》篇下，季刚先生认为刘勰所言之道并非“文以载道”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唯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通过钩沉淮南王书《原道》篇及高诱注《韩非子·解老》篇、《庄子天下》篇等，季刚先生认为“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并没有所谓的“一家之道”，原道之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作为季刚先生之弟子，范文澜承继师说，亦深以此观点为然：“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虽谓为全书精神也可。”
季刚先生提倡自然为文，其作品大至家国情怀，小至儿女情长，整体均与此文论思想一致。诗文集中大量的古风诗作亦然，比如乐府古辞有《上留田行》，写同一父母而兄弟不相顾看，季刚先生于年创作同题古风，抒写乱世梁父悲吟：
宣尼叹道衰，春秋终获麟。钧天奏广乐，金策畀强秦。唐虞尽汛埽，仁义将安陈？九夷旷来仪，伊郁怀先民。先民骨已槁，董道终无归。齐州竞蜩螗，载鬼占在睽。硕鼠亦已众，宁念烝人饥。黄神歇灵绪，黔首空悲欷。悲欷伤肝肺，慨然求息肩。篝火出丛祠，大泽揭长竿。鱼烂岂有心？择荫聊自完。宋鈃信奇人，嵬哉华山冠！
该诗前序交代戊戌变法前后作者背井离乡、东游日本前后之所见：“政令益繁，民生益敝，谋士益众，民困益深。夫宗国已沉沦，民生又复憔悴”，而作者“一念同伦日在水火，终不能噤而不言”，于是始“以幽忧之余，作为此曲，不敢比于国史之哀伤，亦庶几昔贤好吟梁父之意云尔。”正文诗句“硕鼠亦已众，宁念烝人饥”之叹，“黔首空悲欷”“悲欷伤肝肺”之痛，以及“篝火出丛祠，大泽揭长竿”之呼号，全诗整体形成顶真古辞笔法、诗骚余绪之风貌。总观其一生，无论早期直接投身革命，还是后来专注于学问之道的季刚先生，除了授课等谋生事务之外，记录时事、钞录诗文、创作诗文乃其每日必做功课，其日记“时事”栏中更是以“倭”字记侵华日军，可见“爱国、救种、伤时”之情从未须臾离之。贯彻于季刚先生诗、文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可谓“本之性情”之“大性情”者也。
季刚先生善属词，乃俞平伯、龙榆生等人的词学开蒙老师，其词作整体艺术成就高超，汪东褒其“余暇为词，有北宋之遗音”，周勋初誉其词“恻恻动人”，学界对其词作成就亦多有总结与称许。谨以情词为例，季刚先生发妻王采蘅仙逝于年，词以悼亡，哀思悲痛，多有篇什，学者亦有评述，比如《齐天乐·庚申除夕》抒断肠哀思：“西窗旧侣……短鬓如今，祭诗徒有断肠句。”《霓裳中序第一》叙人天永隔：“拂簟尘多，展卷笺蚀。寄情无使觅，算断了人天信息。”《八声甘州》状生死两茫茫：“拟他生蓬山重见，奈紫氛高处不通舟。”《念奴娇》写心灰形槁：“一任肺疾缠绵，泪珠零乱，转觉销磨好。万种凄凉无可说，只待心灰形槁。”以下再看一首《恋绣衾》：
春梦醒后休更寻，更寻时白发已侵。争得似对语双燕，镇年年相伴旧林。
凭谁再把前缘续，免一生为你挂心。算是咱痴心了，向空床，还恋绣衾。
此词载于《黄侃日记》壬戌岁三月至四月间，则知约作于年。词从春梦写起，次句以顶真接续。“更寻”一词可见诗人情缱，“白发”则状岁月蹉跎。“双燕”“旧林”“前缘”显是罗帷情深。“挂心”“痴心”二语更见无法排遣无以寄托的怆怀。《黄季刚诗文集》中四百余首词，大多属“本之性情”之“小性情”者也。再比如“斜阳里，瘦影待谁怜……憔悴又今年”（《江南好》）写秋暮惆怅；“遥怜卿意比侬痴，千万无聊不肯报卿知”（《虞美人》）写深秋情痴；“浓笑书空，曾傍柔荑腕。音尘断。忍吟班扇。泪与残蝉泫”（《点绛唇》）写羁旅思乡；“闲来偏引旧时愁，两眉头，无限秋”（《江神子》）写落叶相思；“丧乱何时了……料唯有，醉吟好”（《金缕曲》）写忧乱伤酒；“真珠密字咏芙蓉，簪花书体工”（《阮郎归》）为代题闺稿等等，各种“小性情”，不一而足。诚如汪旭初与季刚先生南京友居所绘《量守庐图》之集联语曰：“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季刚先生词作主体乃“本之性情”之“小性情”者也。
若以性情之“小”者论，父母妻子之亲情、同侪朋辈之友情、山水田园之闲情等季刚先生皆有创作，此不一一列举。总其两千余篇诗文，诸种体式皆涉，无论“大性情”还是“小性情”，要以“性情”二字贯注其中。
二、协之声音：谐适便利
何谓“协之声音”？概为音节谐适，便利于籀诵和称说。可以先从文论考察。《札记》赞同钟嵘观点，于《文心》声律论有中和之见，认为“即实论之，文固以音节谐适为宜，至于襞积细微，务为琐屑，笑古人之未工，诧此秘为独得，则亦贤哲之过也。”也即，一方面他赞同为文须论声律，另一方面他反对限于细微琐屑，他主张文以“音节谐适”为宜。至于究竟何为“音节谐适”，其亦有所论：“详览古来篇简，自记事载言而外，处皆取声律以调唇吻，联词义以织文章。《书》则有‘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则有‘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至于宣尼赞易、柱史著书，尤多捶双词以成文，本天籁而为句，斯乃经子之正宗，实亦文词之臬极也。”此间所举文句，为双音节词组成的四言形式，上下句有平仄宽对的特点：平章百姓（平平仄仄）——协和万邦（仄平仄平）；觏闵既多（仄仄仄平）——受侮不少（仄仄仄仄）。“举例以观，昭然可察。逸民传序：‘尧称则天’‘武尽美矣’，句读相类，而‘则天’‘美矣’词性不同。以下如‘长往’与‘感致’对举，‘甘心’与‘憔悴’连言；‘蒙耻’‘蹈海’，语不齐同；‘蝉蜕’‘自致’，词性无定。非如四六之专攻对仗，令五雀六燕，轻重适同也。”这里所举《后汉书·逸民列传》文句，要在说明其既有四言连言的音节特点，又不拘泥于对应句子语法一致或词性相同。“要取大齐不乱，非必铢寸度量者矣。”以下将季刚先生文论与其所撰《释侠》一文结合概析如下：
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平均之象，侜兆而弗见，则怨讟之声，闻于九天。其谁拯之？时维侠乎？侠之名，在昔恒与儒拟。儒行所言，固侠之模略。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于斯？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蒸民之失职，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世有侠者，教而诲之。谨陈其谊如左。
此《释侠》文以四言句开篇，从前六句整体来看，既有四言之整齐，又有第四句、第五句间以五言的错落，同时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亦押中古韵，似有骈文风范。然细看四言对句，“世宙”与“民生”虽均为名词，但语法结构有异；“晦塞”与“多艰”均为谓词性短语，然构词法亦自不同。再往后看，主体散文，句子长短自由，并无意于押韵。然再观下文，亦骈散结合，或问或答，条分缕析：
侠者，以夹辅群生为志者也。……侠者，有所挟持以行其意者也……侠者，其心宁静，其事爽捷，其自藏幽瘗者也。心不静则扰其气，气扰而即于疲……侠之谊初略如右。余又考之，相人偶为仁，而夹人为侠。仁侠异名而有一德。义者，宜也。济元元之困苦，宜孰太焉……
总此文笔法，可证季刚先生“文固以音节谐适为宜”之落实，亦可见其“捶双词以成文，本天籁而为句”的自然为文之道。“观夫虞夏之籍，姬孔之书，诸子之文，辞人之作，虽高下洪细，判然有殊，至于便籀诵、利称说者，总归一揆，亦何必拘拘于浮切，龂龂于宫徵，然后为贵乎？”季刚先生文论，主张“便籀诵、利称说”，此亦其文章声律方面的评判标准，其广为称颂之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该文结尾“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自是呼号激烈，称说有力，振聋发聩。
再从诗论考察。季刚先生认为：“古代诗歌，皆先成文章，而后被声乐，谐适与否，断以胸怀，亦非若后世之词曲，必案谱以为之也。”“自声律之论兴，拘者则留情于四声八病，矫之者则务欲隳废之，至于诘屈蹇吃而后已，斯皆未为中道。”他对沈约四声八病之说持反对态度，于《札记》声律篇末附录《诗品下》曰：“沈休文酷裁八病，令人苦之。”
所谓“四声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下试结合具体诗句略论沈约“八病”之弊。关于“平头”，如“今日良辰会，欢乐难具陈。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中，一说，第一字不宜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宜与第七字同声，即“今”与“欢”同声，“日”与“乐”同声。另一说为句首二字并是平声，即“朝”与“云”均平声，“丹”与“池”均平声。与后来形成的格律诗平仄句法比较，此“平头”说的两条都被放弃了。当然“第二字不宜与第七字同声”这一条也被保留下来，成为格律诗上下联平仄相“对”的讲究。格律诗之平仄格式自唐代形成并固定下来后，生命力持久，至今拥趸无数，从这方面说，是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可以作为判别“四声八病”之弊的标准之一。关于“上尾”：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之“楼”“齐”同声之病，被五言格律诗“平起平收”破了。关于“蜂腰”：一说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如“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之“与”“者”同声之病，被五言格律诗“仄起仄收”破了。另一说第三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如“徐步金门旦，言寻上苑春”之“金”“寻”同声之病，被五言格律诗“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破了，这两句诗恰好就是这对标准的五言律句格式。关于“鹤膝”：沈约以四声八病说指陈班婕妤《团扇》诗有“鹤膝”之弊，即该诗第五字，“新制齐紈素之“素”字，与第十五字——“裁为合欢扇”之“扇”字同声。然班婕妤此诗冠盖一时，流传至今，并不因所谓“鹤膝”之说而锐减光芒。钟嵘“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之评几成定论。关于“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病，并未明确写入格律诗规范中，观唐及以后之旧体诗作，大多不论此道；亦有少数于此措意，明其为赞同之者。
总观先秦以至两汉的诗歌，也即今日通常所说之“古风”，若以“四声八病”为据，则大部分都是有“病”的，然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诗经》之为诗歌之源，楚辞之为楚韵之魂，乐府古辞之为诗府玉璧，乃至唐代格律诗、古风，宋词以及各朝赋体，我国古诗可谓各领时代风骚，各具风格与韵味。总观季刚先生两千余首原创诗歌，其中既有四言类古风诗作，亦有大量五言类古风诗作、七言古风，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五言格律诗、七言格律诗，词作、赋体等，整体呈现不偏一隅的创作风貌。
对于季刚先生诗文“协之声音”见解的诠释，亦可稍从其有声诵读角度评鉴，《黄侃日记》曰：“通一虽不为词而喜读词，又喜听余读词，谓楚声清切，不殊骞公诵离骚也。”“黄先生讲词时，是用京剧皮黄腔来朗诵词的，抑扬顿挫，别具一番风味。”诵读自是兼有词作本身的韵律性和诵者自身的有声乐感。
注：本文原载《晓庄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