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古典诗歌的嬗变

从气候变迁说起——

公元3世纪初，汉都洛阳城的郊外，举目望去，杂草丛生，饿殍遍野，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一代枭雄曹操经过这里，伤感提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一派繁华景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可与当时强大的罗马帝国抗衡的王朝的迅速衰败呢？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通常会首先想到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外戚干政造成的频繁战乱。的确，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两千多年以后，一位中国的科学家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杀手”——气候。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证明，气候在历史时代不是稳定的而是波动的，公元初年到公元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期）是历史上四次明显的寒冷期之一。寒冷意味着什么？微小的温度变化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就是1摄氏度之差，就能在冬春季节给农作物以致命的影响，气候主宰着人类生存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更迭时，伴随着社会大动乱的总是“天道”异常，旱、蝗、风、雹、水灾、地震、饥荒、瘟疫等等灾变频生，使得统治者简直要怀疑是不是上天在惩罚他和他的帝国。

东汉末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终于导致了疫病的大规模流行。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昔日繁华的洛阳地区，死者相枕于路的惨状比比皆是，“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其家族原本有多人口，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达七成。战争与灾荒连年不断，灭绝性的瘟疫又雪上加霜，不仅造成了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而且使东汉社会陷入极为恐慌的状态，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而为了镇压起义，朝廷又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起义虽被镇压了，却从此从军阀割据，天下大乱。

公元年

诗歌新范本——汉乐府民歌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因此与汉辞赋、散文的创作相比，汉代诗歌的创作十分冷清。好在此时恰有一种叫“乐府”的民间诗歌为之填补了空白，成为这段诗歌枯萎期的一抹绿色，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促成了诗歌在东汉末年的蓬勃兴起，最终取代了辞赋的统治地位。

所谓“乐府”，本来指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始于秦代。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但规模、职能都大大地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与创作歌辞等。乐府所用的音乐主要来自民间，为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把采自民间的歌辞称为“乐府民歌”，泛指产生于民间的群众性、社会性创作，而非指劳动人民创作的作品，汉乐府一般指乐府民歌，后来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带有叙事特征的、用乐府旧题或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些特点写的诗，统称新乐府。现在流传的汉乐府民歌，仅有五六十首，多数为东汉时期所作，基本收录在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分为郊庙歌词、鼓吹歌词、相和歌词、杂曲歌词四类。汉乐府民歌以其非凡的异彩，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开启了叙事诗，填补了以抒情为主的中国诗歌的空白

中国古代叙事诗一直不够发达，这与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理性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有很大关系，个体的生命感怀多数情况下受到抑制，故而影响了叙事诗的发展。《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的正式成立。

《陌上桑》大量运用了铺陈和烘托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美丽、机智、大胆、泼辣的形象。这位名叫秦罗敷的美女一出场就造成了一连串的戏剧效果：“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挑担的过路人大约是沉稳的中年人，被罗敷的美貌吸引，但不好表现得太张狂，故以捋胡须掩饰；少年人心浮气躁，乍遇美人，手足无措，脱帽整理发巾，既是因为在美女面前须注意仪表，又是想借机炫耀一下自己以引起美女的注意；憨厚的农夫则因为贪看罗敷的美貌而耽误了农活，以致相互埋怨。句句都在写罗敷的美貌，但无一句直接言及，花费大量的笔墨渲染了旁观者如痴如醉、举止失当的种种表现，烘云托月，巧妙无比。叙事诗中这种表现手法并非中国独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城为希腊美人海伦打了许多仗，当敌人兵临城下时，海伦应特洛伊元老们的召唤来到城墙上时，长老们都窃窃低语：“难怪特洛伊人和希腊人这么多年为这个女人尝尽了苦头，看起来她真是一位不朽的仙子。”同样不着一字，海伦的美貌呼之欲出。

作为叙事诗两个要素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在《陌上桑》中都有着虚设性的特点，故而人物的服饰、语言，甚至旁人的描写都有很强的夸张性，倒恰如西方的歌剧，而故事的展开、故事的结局也颇有戏剧性和喜剧色彩，这种叙事中的虚构艺术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这也是叙事诗成熟的标志之一。《陌上桑》中过度的夸张和渲染，实际上也是一种尽情的抒发，其生机勃勃的活力和泼辣大胆的情调，恰好证明了喜剧色彩是民歌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以浪漫始以诙谐终的艺术构想，在以吟唱人生艰辛居多的汉乐府中显得尤为难得。

如果说《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虚构性叙事诗的代表作，那么《孔雀东南飞》就是汉乐府民歌中纪实性叙事诗的代表作。全诗句，字，是中国古代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该诗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作者使用了叙事文学的各种手段，如心理刻画、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等，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刘母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孔雀东南飞》总体风格是纪实的，但叙事中又不乏抒情，恰到好处的抒情，使叙事变得委婉动人，而其富有浪漫色彩的悲剧结局，更是凄美动人，有着余音袅袅的艺术魅力。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与开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遥相呼应，深情、缠绵，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后世此类文学的创作深受其影响，如民间传说故事梁祝化蝶就与其极为相似。在以抒情为主流的中国诗歌中，优秀的叙事诗向来都不会忽略诗歌的抒情特质，早期的一些带有叙事特征的诗歌，如《诗经·卫风·氓》就是以抒情手法叙事。汉乐府民歌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诗，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主流的局面，但于主流之外填补了空白，使中国诗歌呈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诗的美的形态。以情驭事，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自觉追求。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

再看《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沧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男子为贫困所迫决心铤而走险的场景。从叙述诗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完整的，整首诗只是讲了主人公出门前一小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事情的起因只是在人物对话中点出，而关于他出东门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最后结果如何都没有交代，前后的过程都是空的，这种写法可能会给人一种突兀和不彻底的感觉，这与西方叙事诗有一定长度的故事、偏重于事件的再现有着明显的不同。《东门行》只是在整个故事中截取最有价值、最核心并最能表达作者思想的部分加以详细描述，像一个话剧片段，将社会矛盾凝聚于人物瞬间的行为和精彩的对话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有着巨大的艺术张力。毫不犹豫地删掉事件的原因、开端、结果等重要部分，是汉乐府民歌中短篇叙事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叙事不考虑其完整性但却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概括力，给读者更明确的褒贬观念，使诗歌主题更鲜明、更深刻，达到了借事言理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叙事诗，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世的叙事诗不管用不用乐府旧题，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乐府体。许多篇名直接以“歌”“行”“曲”为名，如《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三吏”“三别”《秦妇吟》等新题乐府诗，都明显地受到了汉乐府民歌的滋养。

继承《诗经》现实主义，形成了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的传统

汉代文学中，文人创作的重心在上层，所以极少涉及社会下层，汉以前《诗经·国风》虽有着较为浓厚的生活气息，但有关篇章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多为概括，而具体深入的反映却不多，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现实主义传统，或写从军征战游子思乡，或写生活艰难弱者抗争，或写恋人相思爱情悲剧，像一幅巨幅画卷将整个两汉社会的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对汉代文学浪漫特征的一个补充。《妇病行》写一病妇临终托付丈夫看在死去母亲的份上要善待孩子，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外出乞讨，留下遗孤饥饿号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发出“居生不乐，不如早去”的悲痛呼喊；《艳歌行》写女主人为远离家乡的流浪儿缝衣，流浪儿遭到人家丈夫的侧目，内心深感屈辱；这些作品，细细读来，无不催人泪下。汉乐府民歌在表现贫民疾苦时，既看到了他们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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