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往期回顾

可以翻看本“话题”上下篇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査明昊

打通“三重门”，直面新挑战

——我对古典文献学的一点浅见

一、为学无涯

从年进入浙江大学古籍所读研算起，进入古典文献学领域已逾20年。前6年在浙江大学古籍所求学，由硕士而博士；后14年，除在另一家出版社呆过半年，13年多的时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由青年而中年。

（一）读书生涯

相较于其他古籍所，浙江大学古籍所“注重以语言文字研究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研究，把传统文化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创所元老、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希望古籍所培养的“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为此，他开设了“目录学与工具书”“校雠略说”“秦汉货币赋役制度”“古籍版本鉴定”“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科技史专题”“《诗经》研究”“中国古代历算”“《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训诂学”“《说文解字》研究”“《广韵》研究”等课程。盖姜老不希望研究生很早就钻进一个狭窄的题目中，而是在二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开阔视野，培养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至于如何研究具体的课题，那就要靠自己的修行了。（刘跃进《从文献学角度看国学研究的新起点》，《中国文化研究》年夏之卷）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先后学习了“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中国经学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官制”“敦煌学”“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研究”“中国文化名著精读”“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宋史职官制》导读”等课程。印象最深的是博士阶段的各位博导合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今来回想起来，颇有看各路高手华山论剑的味道：各位博士生导师毕生治学心得，浓缩在一次课中，妙招迭出，精彩纷呈。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主要收获有四：一是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文献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了一定的掌握，二是初步实现了从文学的感性思维到文献学的理性实证思维的转变，三是拓宽了学术视野，从原来局限于文学，到对史学、哲学等都有所涉猎，四是从束景南、张涌泉等先生身上，体会了“刊落声华，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

六年的文献学学习，最主要成果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后经修订，于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一些章节，发表于《宗教学研究》《敦煌研究》等杂志。

（二）编辑生涯

作为古籍出版的重镇，从古典文学出版社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再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古社汇聚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型编辑，如瞿兑之、钱伯城、何满子、金性尧、胡道静、朱金城、赵昌平等。不仅是编辑，其他岗位上也不乏身怀“绝技”之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甲骨集》时，该书的技术编辑就从摄影的视角，对某两块久成定谳的甲骨缀合提出异议，并最终为专家所重视和证实。前辈们的指引，同辈间的砥砺，为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成长环境。

作为古籍出版的重镇，上海古籍出版社更是团结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出版了众多的一流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专著。这对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提出了高要求：即使不能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至少要对自己所在的出版板块、所负责的学科，长期跟踪，深度介入，有对学术的基本判断能力，才能真正服务学术、服务作者。这更是像我这样的新上古人学习成长的机遇：无论是审读高水平专家著作，还是在此过程中与专家的交流互动，都一个极佳的自我提升的机会，“若能在审读过程中提高了书稿的质量，那与其说是自己作了付出，不如说是自己得到了收获。用力愈勤，收获愈多。”（王维堤《审读〈高适集校注〉的收获》。载本社编《春秋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十余年来的编辑生涯，于学者的交往中，于书稿的审校学习中，于同事的帮助、砥砺中，自觉文献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略有长进（与导师合作编写了《王阳明全集补编》，《周济文集编年校注》也已提交出版，另有《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迥出同时学人的朱子、阳明研究》《一位专业古籍出版社编辑对“学术普及图书”的思考》等近十余篇短文）），虽于师长期许尚有不少的距离，于己则差可自慰：策划责编的《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王阳明年谱长编》《高邮二王合集》等书稿，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尤足自喜。

二、打通“三重门”

我认为“古典文献学”，应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文献学的理论层面，可称之为“文献学学”、“文献学理论”，即狭义的“文献学”，亦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所编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

第二个层面，文献学的实践层面，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研究我国各类历史文献的产生、发展、收藏、流传，对其进行整理以便于利用的学科。……古代的历史文献研究侧重于传世典籍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改编。近代以来非书籍形式的文献（如明清档案）也开始日益受到重视，而敦煌卷子、殷墟甲骨刻辞、西陲汉晋简牍的三大发现，使各种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历史文献学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展成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所编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

第三个层面，文献学的应用层面，运用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对古典文献（传统文献）进行梳理、考辨，从而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涉古学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研究范式，这是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核心功能。

一些文献学学人往往往自我设限于第一、第二个层面，甚或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或因过分突出理论，使文献学研究成为了空中楼阁；或过于偏重考证，使文献学研究流于琐碎；或“唯稀见论”，于文献开掘的深度有所不足。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

转载请注明:http://www.frapuluowangsi.com/hsrwls/254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