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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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

作者：（英）弗兰克·麦克林

译者：周杨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

出版日期：年8月

成吉思汗在掀起向南、向西前所未有的大征伐过程中，展现出看似矛盾的种种做法。一方面，从突袭到破城杀戮，虽然暴烈程度并不比此前中国中原历史上其他大规模战争、中亚和西亚以及欧洲东部更早以前的战争更多，却也毫无逊色，考虑到成吉思汗本人及其统御的一众天才将帅的杰出战功，这就使得杀戮总量累加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数字。

另一方面，成吉思汗以及他手下的很多人对“长途贸易、定居世界的组织形态、艺术文化甚至抽象思维都很感兴趣”。他们的控制区内，商贸路途以及其间的驿站和绿洲都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良好保护。而成吉思汗对待各种宗教的态度也大大不同于中外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君王，在不破坏蒙古大军军事行动以及蒙古帝国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当然，在一个动荡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环境中，更具攻击性的宗教肯定能够在这样的传播竞争中胜出，而这也为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征服中国中原过程中，成吉思汗开始注意到金国统治区内的一种全新的宗教信仰，而这也引出了数百年后被金庸进行了南辕北辙式描写的《射雕英雄传》的一段故事。

传奇真人丘处机

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麦克林在其所著的《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书中谈到，年，道士王重阳创建了一个脱胎于传统道教的激进派别，叫做“全真教”，意即追求“尽善尽美之道”。王重阳认为，传统教义充斥着繁文缛节，更危险的是，与中国各地的巫术等产生了不恰当联系，为此重新阐明教义。

在终南山中隐居的王重阳改名为王喆，移居到了山东，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其中最有天赋的七人，包括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等人，称为“全真七子”。七人后来各创门派，比如郝大通创建了华山派（这又为金庸写作《笑傲江湖》、《碧血剑》提供了线索）。《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书中指出，“全真七子”中最为独特的就是时时行善的女信徒孙不二，原本十分美丽，为了修道，将沸水泼在脸上以摧毁姣好的容貌。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将王重阳及其弟子写成是心怀汉人江山、矢志反金的志士。事实恰好相反。尤其是小说中被书写得性情格外暴烈的丘处机，其实很善于处理方方面面关系，就连金国皇帝金世宗在年驾崩前，都专门传召他前来布道。

丘处机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个观点本来并不具有原创性，但他进一步引入了其他具有广泛获利的观点，比如强调自然状态下纯洁的人与受到社会腐蚀的人之间的差异，《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这本书认为，这类思想在欧洲是在启蒙运动期间才得以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丘处机的理论水平要大大领先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宗教的宣讲家。书中还说，丘处机懂得炼金术，但更加强调内丹术，也就是通过修炼来重塑精神、肉体和心灵，而不是服用丹药来达成长寿，甚至永生。

蒙古大军在多次对金作战中获胜，占据了中原多地，许多人为此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成吉思汗为此发出了邀请信，丘处机虽然不得不应允，却延迟了一年多才到达成吉思汗的汗帐。这期间，丘处机和他的弟子走遍了成吉斯坦控制区的大部，从蒙古高原各地，再到蒙古大军征服的中亚各地，比如著名的撒马尔罕。书中也指出，这期间，此前曾力荐丘处机的耶律楚材，因为丘处机吹嘘曾治愈了金世宗（实际上两者相见后不久，金皇就驾崩了），所以产生了强烈恶感。

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有没有长生之药，得到的回答是，“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出人意料的是，成吉思汗为丘处机的坦率而高兴。之后，因军事行动，问道时间再度延迟到了年的10月底。

丘处机的正式布道，包括了这些观点：道是万物之源，人是道再次演变的表现，原始人类失去“神光”（接近于摩尼教），人必须摒弃肉体和感官带来的所有愉悦（类似于欧洲的斯多噶学派），宣扬阳（火、男性）与阴（水、女性）元素的相互渗透以共同组建更伟大的个体，人要尽善尽美就必须摒弃包括性事、狩猎、饮酒、赌博等活动，等等。

成吉思汗当然不可能接纳上述观点，但再度令人惊讶的是，他本人认同丘处机的布道与宇宙规律的相合，为此他确实减少了性事，还有长达两个月时间内没有去打猎，并将丘处机称呼为“神仙”，指定为蒙古帝国的掌教者。

年4月，丘处机获允返回中国中原地区（次年1月到达）。成吉思汗为此免除了丘处机及其教派的所有徭役。当然，丘处机曾提出的希望成吉思汗免除整个金朝旧地三年赋税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渴望获得答案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交往，实际上反映出这个中外历史上罕见的长期大规模战争的胜利统御者的内心思考。《成吉思汗：征战、帝国及其遗产》书中指出，成吉思汗让自己的部族、民族，甚至蒙古高原其他亲近蒙古民族的其他部族和民族，都获得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财富、权力和享受，将一个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变成了欧亚大陆东段和中段事实上的主宰者——如果他能活得更久，征服整个欧洲乃至北非，也并不具备太大难度。

成吉思汗掌管着广袤的统治区域，批准发行纸币，辅以贵金属和丝绸进行贸易，利用银锭估算纸币的发行量来避免帝国统治区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子孙还将长时间统治中亚地区、俄罗斯等许多地区。

书中指出，成吉思汗也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部族为此失去了古老的蒙古民族和文化遗产。因为征服进程过快，与被征服的定居民族、游牧民族的各自融合，接纳了各种强势宗教，这使得他所期望的“蒙古化”进程没有出现，相反出现了蒙古占领者被各自分化、同化的现象。成吉思汗还意识到，因为富足，蒙古大军的上下将领和官员都热衷嗜酒，都让酒精中毒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蒙古可汗与蒙古贵族也因此很少能活过50岁，饮酒适量的成吉思汗（65岁）、忽必烈（78岁）已经显得十分罕见。

而且，曾经相对而言人人平等的蒙古社会，也开始呈现剧烈的贫富差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丧葬仪式。蒙古贵族的豪葬，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资，包括母马、小马驹、金银器皿等；而蒙古平民在死后则依然按照泛灵论和萨满教进行丢弃。

以上变化都渐渐超出了强悍如成吉思汗的控制。这或许是他本人刻意亲近蒙古帝国控制区内各种强势宗教以外，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相对有限的丘处机及其传授的全真教，希望从其教义中找到解决可能招致蒙古帝国无法长治久安的突出问题的方案。

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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