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萧、枯叶飘零——这是深秋凄凉的景象，也是一首凄凉哀婉的歌，华山路的深秋也不例外，其“歌”如泣如诉，甚至连猫的叫声都像是孩子在哭。
那段时间，由于没人搭理我，我几乎天天都在墙上；有时走，有时跑，有时站，有时趴，像猫，猫是独行的，我也独行。我从这个院爬到那个院，从这道墙跳到那道墙，以猫的形态出现，以猫的眼光看世界。
有一次，N号院的地老头对趴在墙上的我说：“孩子，别趴墙上，快下来，小心摔着！”。
我没听他的。
我望着他手里的大扫把“喵“地叫了声，问，“你怎么天天都扫马路！”
“是啊，天天都扫。”他说。
他戴了副茶框眼镜，从眼镜片上面看着我，问，“孩子，你怎么不上学呢？”
“我跌着了，刚出院，大夫让我休养两个月。”我乖巧地说。我他妈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乖巧了，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养病呢？”
他还是那样看着我问，过了一会儿，不见我回答，又问，“孩子，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我说。
他管我叫孩子，并叫了三次，我感到稀奇；要知道没人叫我孩子，即使我父母也很少叫我孩子，我能乖巧地回答问题也许是因为他叫我孩子的缘故。
“孩子，你认识墙上的字吗？”他指着街对面墙上用红漆写的一排大字问。
“谁不认识，我一年级就认识了。”我笑着说。
“那你念给我听好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大声念道。
“多聪明的孩子！”他说。
我他妈的敢保证，他说“多聪明的孩子”这句话时是认真的，因为我会观察大人们在说真话或假话时的表情，我父亲就这样，到了晚上他如果说，“你去睡吧，我不揍你。”那你肯定就会挨一顿揍，这一点我是有经验的。
“你兄弟几个？”
“五个。”我说，接着解释道，“我没有兄弟，我只有姐姐和妹妹。”
“噢...，那你爸妈上班吗？”
“嗯。”
“多好的一个孩子！”他说。
说真的，我他妈的很愿意听他说“多好的一个孩子”，尽管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孩子。
他没再问什么，从眼镜片上方又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会儿后，就转身扫马路去了。
他放下大扫把，拿起小笤帚，将一些碎小的垃圾扫进铁簸箕里，然后自言自语道：“苗儿长，苗儿壮，苗儿得有好土壤。”他念叨了好几遍，我虽然听不懂它们的意思，但我记住了这些“顺口溜”，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句“顺口溜”时，我才咀嚼出它的真正的含义。
不知为什么，那天我从地老头那里感到了些许温暖，也许是因为他叫我孩子的缘故，或者说他夸我是“多好的一个孩子”的原因吧。我记得打从我记事起，好像就没人跟我这样说过话，之前我听到的不是他妈的“野孩子”、“打仗王，就是“做野的祖宗”和“他死了好几回了”以及“谁养了这样的孩子倒八辈子霉啦”之类的话，从未有人说过我是“多聪明的孩子”和“多好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地老头为什么会说我是“多好的一个孩子”和“多聪明的孩子”，我父母以及班主任L老师不但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们说我笨的话有一连串，比如，笨蛋、笨死了、天生笨、从未见过这么笨的、笨得就跟没脑子一样，以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记吃不记打”、“狗改不了吃屎”，等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想逃离人群做一只猫的原因。
其实地老头不姓地，姓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华山路上的人都称他为地老头。我想，叫他地老头多半是因为他常年抡着大扫把扫地的缘故。他住在华山路N号院一座别致幽静的洋楼里，当年住这样的洋楼，不是资本家就是官僚，因此地老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个年代被专政改造的“牛鬼蛇神”了。
听说地老头是资本家，一个大资本家，大到什么程度我没法去考究。那些年华山路周围有不少“牛鬼蛇神”，他们时常被红卫兵造反派拉出去游街批斗，有时候你在街上玩着玩着就忽然看见或听到一帮手持棍棒的红卫兵小将，喊着叫着从大卡车上跳下来，冲进某个院子，没过多久，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就被拖上车拉走批斗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地老头当时足有七八十岁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光儿女一大群，就连孙子外孙也应该有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没有亲人。他穿着一身洗了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戴着一副深蓝色的套袖，冬天，戴着一顶护耳的灰色毡帽，从早到晚孤独而默默无闻地扫着马路。
自从地老头说我是“多好的一个孩子”后，我就经常骑在L号院的墙头上看他扫马路，时间一长，我发现他喜欢自言自语，于是就问，“你怎么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他停下手里的扫把，从眼镜片上方看看我，说，“孩子，我不是跟自己说话，我是跟另外一个人说话。”
“另外一个人？”我说，“你骗人，你身边根本就没人。”
他一听笑了，说，“孩子，另外一个人只有我能看见，你是看不见的。”
“在哪？你说的那个人在哪？”
“在这里。”他指指自己的肚子（其实他指的是心，我从上面往下看像是指肚子)说。
“你肚子里有人？”我疑惑不解地问。
“有，有很多呢。”
“你骗人，肚子里怎么可能装得下人呢？”接着，我想到怀孕的大肚子女人，便说，“你又不是女人。”
他没说话，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那么一会儿，便转身扫马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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