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路离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仅二百米之距，小时候我们三天两头往那儿跑。有时扛着竿子粘蛣蟟；有时到学生宿舍窗外捡牙膏皮、桔子皮卖；有时翻窗入室打乒乓球；有时踢足球、跳沙坑（或支杆跳高），或去“战壕”里“打仗”——模仿战斗片里的场景，分两帮对峙，互掷土块石块（用石块打破头的情况时有发生)；或到果树前看看树上有没有成熟的果子，等等。冬天，我就背着麻袋、拎着筢子搂树叶、捡柴禾烧（这是父母安排的活），现在想想，那时候好像天天不上学，即使到学校去也是学一会儿毛主席语录、唱几首“革命歌曲”就放学了，时间好像对我们特别优待，怎么玩也玩不够，好像他妈的有一万个玩法在等着我们去实现。

我们去海洋学院从不走大门，从龙江路穿过掖县路大沟，再横穿大学路翻墙便是。

那时的海洋学院到处都是大字报，校园脏乱差，废纸、树叶遍地都是，经风一吹，四处飞扬。教室是空的，桌椅板凳七零八落，偌大一个学院你几乎看不到学生和教师，这也难怪，学生们“闹革命”去了，教师们都成了“臭老九”，留校的校工充当起了学校的保卫，因此我们就趁机来到这里。

那时，我们对海洋学院的历史和建筑没有一点概念，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感觉它“生来”就这样，因为它周围——前海方圆五公里左右的建筑“生来”就这样——红瓦绿树石墙，即德式和日式建筑，长大后，读了点历史才知道，海洋学院的建筑史已近百年之久，它是日本侵略青岛时由日仿德式建筑建造而成，其前身与日本在青岛的中学校有关，最早取名青岛大学，后经演变，

上世纪59年发展成为山东青岛海洋学院，今称中国海洋大学。

起初，留守的校工跟我们是“敌对”的，他们曾抓过我们，不让我们来此“胡作非为”，可架不住海洋学院地方大，你在这儿抓，我从那儿进，屡抓屡进，时间一长，加上“停课闹革命”的影响，他们便失去了耐性，以致于后来干脆敞开大门，放任不管。

海洋学院南端仅一墙之隔的地方，是青岛市博物馆（当时与青岛图书馆相连，现在是青岛美术馆），其典雅独特的欧亚中混搭式建筑，在青岛乃至中国堪称一流，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我曾因其而若上“官司”，其“官司”不可小觑，这在当年华山路及其周围乃至大学路小学无人不晓。

那年，我读小学三年级。

秋天的一天下午，我们一帮“华山人”溜达到学院南操场（海洋学院共俩操场，北边一个，南边一个），站在一棵老柿子树下往树上掷石头。几只泛着金黄色的柿子在高高的枝头上随风摇曳，要想击落下来实在不易。我们你一块我一块地不停地掷，可谁曾料想，掷出去的石头漫过墙头落进了博物馆（博物馆地势低，在围墙之下)，砸碎了博物馆的窗玻璃（是否真碎了，不得而知)，可我们并不知情。当博物馆的人跑来抓我们时，我还在忘我地掷，别人都跑了，我被逮了个正着。

我被一个约莫三四十岁的高个子男人掐着脖子带到了博物馆传达室。

一进传达室，他便朝我腚上踹了一脚，踹了我一个趔趄，然后对一个脸上长有麻点的老头说，“李师傅，审审他，问他住哪、在哪上学，我去趟办公室就来。”说完，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推开门走了。

他走后不久，进来一位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一见我就傻啦吧唧地笑，我感到莫名其妙，心想，你他妈傻笑什么？随即他又伸手拍拍我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接着他从桌子上拿了份报纸，跟李师傅（化名）小声说了句什么就走了。他一走，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戴眼镜的傻笑男人不是淑娟（化名）她爸吗？就是住在华山路O号院楼上的淑娟，那个被唐建设（化名）和刘强（化名）用小人书骗进厕所看下面、摸下面的淑娟，可我听说淑娟他爸在保密单位管档案，他怎么会在这里呢？不可能是他，或许我认错人了。

麻眼李师傅开始审我了。他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在哪儿上学，等等，问的够他妈详细的，一边问一边在一个破本子上记。我没说实话，我怎能说实话？我知道说实话的后果。我说我叫什么什么，家住哪里哪里——当然啦，我说的是别人的名字，可能是小伟、红旗（化名），也可能是孙志远（化名）和张大宏（化名）谁的，我记不清了。至于住哪儿，我也撒了谎，编了个别的路名，至于哪个路名，我他妈早忘记了，不过我编造的学校还记得；我谎称我是太平路小学的，为什么说是太平路小学而不是莱芜一路小学或丹东路小学呢，我也不知道，这可能因太平路小学有一个他妈的正规足球场吧，二年级下学期我曾在那儿踢过球，我代表大学路小学队跟太平路小学队打过比赛，那场比赛我们赢了，二比一战胜了太平路小学队。

不过那都是他妈的陈年往事了，现在说有什么用？

我交代完“事实”后就站在一边等候发落。然而审我的李师傅好像并不急于发落我。他不慌不忙地从裤兜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点上。我认识那烟，叫跃进桥，我也抽过，有一次我趁母亲不注意偷了三支。那烟不好抽，有点辣，比不上大前门，更比上白金鹿了；白金鹿抽一口满屋子香。李师傅抽了几口就开始咳嗽，仰着脸咳嗽，咳起来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好像他妈的天上在滚雷。他一咳嗽，不知为什么，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父亲，我父亲抽旱烟，很少抽烟卷，他也经常咳嗽，有时候咳得声音很大，咳完后就吐痰，有时吐到水池子里，有时吐到煤池子里。麻眼李师傅咳完后好像也想找地方吐痰，我看见他掐着烟朝门口走去——就在此刻，就在他推开门的瞬间，我突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我悄悄地推了推窗户，窗户是虚掩着的，它正对着大门口，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推开窗户，一个鱼跃翻出窗外。

当我冲出院门时，身后传来一声接一声的“你给我站住”的声音，我怎么可能站住呢？我冲出大门，穿过马路（大学路），沿着下坡拼命地朝东方菜市方向跑去。我跑的速度之快连我都感到吃惊。我没回头，一口气跑进了东方市场（旧时是菜市场，当时是闻名遐迩的十号大院)。我知道进了菜市场就等于甩掉了追赶我的人，因为菜市场大院足有他妈的一万个出口，只要你跨进去就如同鱼儿钻进了大海。我在里面钻来钻去，最后连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的到底是从哪个出口出来的。

我本以为一跑了之，可没想到第二天一进班级，我就被校革委会的人带走了，带走我的是S校长。我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一本正经、一脸杀气的校长，一旦出现在教室门口就他妈的没好事。

这时教室里开始乱了，交头接耳声变成了大声喧哗声，同学们把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我身上，并且有几个跟我一样的皮蛋开始起哄，因为班主任L老师大声喊起了我的名字:

“王大奇（化名），出来！”

我像是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临出教室，我听到L老师阴阳怪气地说：“这回你可出大名啦！”没等我走远，她又加了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那天我的心情坏透了。我一边强忍着眼泪，一边不停地想，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没跟李师傅说实话呀，再说他们只抓了我一个人，不可能有人出卖我。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冲着我傻笑并用手拍我头的人出卖了我，就是家住O号院的淑娟他爸。

“你胆子真大，竟然敢打砸博物馆！”一进革委会，S校长就声色俱厉地说。

“我没打砸，不是我砸的，我砸的是树上的柿子。”我不服气地说。

“还辩解，人脏俱获，不是你是谁？”S校长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比他妈牛眼还大，“砸树上的柿子，我看下一步你就砸公检法啦！”他的声音很大，完全把我当成了犯人，“我看你够得上去少管所啦！”然后，他侧脸对一位戴白框眼镜的短发女教师说，“小李主任，这个学生不教育不行啦，你不知道吧？他居然在我去领他的路上翻窗逃跑了；你说他胆子大不大？人家博物馆的同志严肃地批评我们，说我们教育学生教育得不好，你看看，多丢人！”

“他是哪个路段的？”女教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问。

“华山路的。”S校长说。

我偷偷看了他们一眼。

“看什么看？”女教师本来是坐着的，这时突然站了起来，从桌子上抄起一卷纸朝我头就敲了两下，并说道，“又是华山路的，看你这双眼睛就不是好东西；华山路上的孩子没几个好东西，去年那两个用小人书骗女孩脱裤子的不也是你们华山路上的？小小年纪就知道耍流氓啦，华山路上的孩子没治啦！”

我不服气地瞅了她一眼，心里骂道：“你他妈才没治了呢！”

“到那边反省去！”S校长指指靠墙的一个角落说。

我走过去，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谁让你坐来着？”他瞪着一双凶巴巴的牛眼喝斥道，“站起来，面墙站立！”

我站起来，不情愿地面墙而站。

“看来非抓个典型不可了。”他说，“这还了得，这样的学生会坏大事，他不仅会损害我们学校的名誉，还会祸害整个社会。”

我不知道典型是什么，可我知道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果不然，我被“定罪”为“打砸抢分子”，让我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会后各班级还要进行讨论，要通过我的“典型案例”向全校师生发出警示，告诉他们，阶级敌人已跑到我们学校来争夺下一代了，要全校师生时刻提高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我被“双开”——开除了红小兵队伍，开除了学校足球队，留校察看一年（学籍）。

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用白纸黑字张贴出处分我的决定：关于处理王大奇的决定:

......

那段时间我成了众矢之的，与过街老鼠毫无二致。在学校，我没有一天好日子；在家里，姐妹们动辄骂我“打砸抢分子”，不仅如此，我还成了父母泄气的对象，打骂已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变得真正“野”起来，少年的好斗与反叛心理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以上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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